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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东坡书院的主体建筑载酒堂上，悬挂着一块红底白字的牌额，上刻“海外奇踪”四个大字，为光绪二十四年儋州知事罗栋材所书，意为此乃海南一处奇特的古迹。作家、学者朱玉书将牌额顺手取来作为书名，记录苏东坡谪居海南事迹，其中一篇题为《琼岛珍物西蜀藏》的文章，记载了他“发现”东坡砚的经过。说1980年秋天，到四川参加全国苏轼研究学术讨论会期间，游览了三苏祠，令他感到意外和惊喜的是，三苏祠里竟珍藏有苏东坡谪居海南时赠给姜唐佐的一个端砚，砚的背面还有姜唐佐本人的题记： 元符三年，东坡移廉州，过琼，端溪砚赠余为别。余得之，不胜宝爱之至。而岁月迁流，追维先生言论，邈不可即。因志之以示不忘云。崇宁元年十月十九日琼州姜君弼谨识。 文中还说：“元符三年六月，苏东坡遇赦北归，路经琼州时，再为姜唐佐留墨志别，并将所借《烟萝子》《吴志》等书还给了姜唐佐。上述端溪砚，当是东坡临别时送给姜唐佐的。” 这篇文章甚为引人注目，它使孔凡礼编写《苏轼年谱》时为苏东坡的生平增添了内容。该《年谱》在记录苏东坡约吴复古、姜唐佐品尝蕈馒头、于姜唐佐家题字之后，载：“赠唐佐端砚，并为铭。”就是引用《海外奇踪》中的这篇短文作为证据。孔凡礼补记的“铭”即光绪《临高县志》所载东坡“寓临邑作”的《端砚铭》，孔凡礼因此指出《临高县志》所载“非是”。学者林冠群编注《新编东坡海外集》亦指出：“此砚为东坡北归时赠唐佐之物，铭文亦当作于此时。” 至此，人们对东坡砚便有了个比较完整的印象，苏东坡北归行到琼州时，曾经造访姜唐佐，为其书写张巡、颜真卿联，约吴复古、姜唐佐食用蕈馒头，将心爱的端溪砚赠给了姜唐佐，并为之题写了铭文。 这个逻辑算是严密。然而我一直认为关于苏东坡赠送姜唐佐端砚的故事有几个疑点。首先，朱玉书所见之砚存于四川眉山三苏博物馆，而另外一位学者马斗成却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也发现了类似的一方端砚。马斗成的文章发表于《中国典籍与文化》上，其文曰：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东坡笠屐端砚”。左旁竖刻：“端州石砚，东坡先生携至海南，元符三年，自儋耳移廉州，过琼，持以赠余为别。岁月千流，追维先生言论，邈不可即，倩工镌刻先生遗像，为瓣香之奉云。时崇宁元年十二月十九日琼州姜君弼谨识。”下钤“唐佐”篆书款。此砚曾作为国宝多次出国巡展。 我们对照两方砚上姜唐佐的题跋后发现，题跋的意思一样，只是文字略有差别。假如苏东坡赠给姜唐佐端砚，也绝不会赠两方。由此可知上述两方砚，至少有一方是赝品。 其次，姜唐佐题跋中的落款有疑点。王力先生在《中国古代文化常识》中指出：“古人尊对卑称名，卑自称也称名；对平辈或尊辈则称字。”苏东坡名轼，字子瞻，他使用自己的名字是很讲究的，他给朋友写信最后落款时用“轼再拜”或“轼顿首”，如北归时在见到姜唐佐之前曾在澄迈给赵梦得留下一封信，落款为“轼顿首梦得秘校阁下”；《南轩梦语帖》是一则笔记，文末落“轼”字。据史志载，姜唐佐名唐佐，字君弼。他是苏东坡的得意门生，又是海南第一个举人，曾在儋州居半年从游于东坡，落款用名而不用字这个基本常识应该懂得吧，此砚上的题跋是针对恩师而作，落款却用自己的字。这难道不是一大疑点？ 最后，既然没有十分确切的证据证明此砚的真实性，苏东坡的《端砚铭》又并非刻在砚上，苏东坡的端砚不止一块，又怎能断定《端砚铭》是为赠给姜唐佐而作呢？又怎么贸然否定《临高县志》中认为是苏东坡寓临高时所作的记载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