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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乾隆殿本之后，值得重视的是道光四年(1824)刊刻的武英殿本。道光殿本以乾隆殿本为底本重刻，但北族的人名、官名、地名等皆根据四库本及《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改译，这种改译本自然不可用。道光殿本的价值主要在于校勘后写成的《考证》，其中最有价值的内容是引据《永乐大典》本《辽史》所作的版本校，部分条目所引《大典》今已不存。 到了民国年间，商务印书馆百衲本《辽史》问世，成为1974年《辽史》点校本问世之前最为通行的版本。这一版本是1931年商务印书馆以数种明初翻刻本残本配补而成的，诚如张元济在此版跋中所言：“是本刊版粗率，讹字亦多。”不过，由于时代较早，相对而言，这仍是一种比较接近至正初刻本的本子，也是《辽史》点校本及此次《辽史》点校本修订版依据的底本。 二、上世纪70年代，充满时代印记的《辽史》点校本 特殊年代接力点校的《辽史》 “以前的《辽史》，篇幅不大，问题极多。读百衲本《辽史》，感觉就像在读天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曾瑜说，直到1974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点校质量堪称上乘的《辽史》，才改变了这种情况，“有考证，有标点，就有了依靠”。 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介绍，这部点校本《辽史》，是由冯家昇、陈述相继整理完成的，属于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的古籍整理成果之一。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蔡美彪的《二十四史校点缘起存件》，点校“二十四史”一开始就是“主席工程”。在1953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曾面告吴晗，要他与范文澜组织校点《资治通鉴》。此书于1956年点校完成，出版面世。1958年9月，毛泽东又指示吴晗继续组织校点前四史。范文澜、吴晗等商议后提出将其余二十史及《清史稿》全部加以整理点校，由中华书局组织人力、订立规划，给读者提供一套标点(包括分段)准确、错误最少、便于阅读检查的本子。 1959年9月，《史记》率先完成点校，作为建国十周年的献礼。而后，为了集中力量点校各史，1963年8月，中宣部发出调令，把全国各地的学者们集中到北京西郊翠微路中华书局大院办公，留下了一段“翠微校史”的佳话。时任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的翁独健统筹安排后，决定请冯家昇点校《辽史》。 参与点校本“二十四史”整理工作的中华书局资深编辑崔文印介绍，冯家昇毕业于燕京大学，“是一名非常爱国的学者”。“九一八”事变后，他不满日本侵略东北，却苦于“东北是我国固有领土难以证明”，由此决意做东北史方面的研究，也因此开始了对辽史的关注。从冯家昇留下的著作来看，早在1931年，他就开始了《辽史》的校勘。在1933年9月15日写成的《辽史初校》一文中，他写道：“二年内，除今春身体不适，暂搁十数日外，余之校勘未尝一日或辍。有课时，每日校四小时，无课时，则校之竟日。白日因故耽误，深夜补之;深夜疲乏，则于翌日补之。虽因此而罹失眠之苦，然初步工作告一段落，差堪引以自慰。余质钝学浅，预定计划既未全行，而挂一漏万，亦所难免。”最让崔文印钦佩的是，当年冯家昇写成了《辽史初校》后，却发现罗继祖已经出了一本《辽史校勘记》，“冯先生竟然愿意放弃出版自己的学术成果，这对学者来说是非常难得的”。1959年，中华书局将冯家昇撰作的《辽史源流考》《辽史初校》《辽史与金史新旧五代史互证举例》合订成一本《辽史证误三种》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