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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又说：“近世文明之发生也，欧罗巴旧社会之制度破坏无余，所存者私有财产制耳。此制虽传之自古，自竞争、人权之说兴，机械、资本之用广，其害遂演而日深。政治之不平等，一变而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压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此近世文明之缺点，毋庸讳言者也。欲去此不平等与压制，继政治革命而谋社会革命者，社会主义是也。可谓之反对近世文明之欧罗巴。最近文明说始于法兰西革命时，有巴布夫者，主张废弃所有权，行财产共有制。其说未为当世所重。19世纪之初，此主张复盛兴于法兰西，圣西孟及傅里耶，其最著称者也。彼等所主张者，以国家或社会为财产所有主，人各从其才能以事事，各称其劳力以获报酬，排斥违背人道之私有权，而建设一新社会也。其后数十年，德意志之拉萨尔及马克思承法人之师说，发挥而光大之。资本与劳力之争愈甚，社会革命之声愈高。欧洲社会岌岌不可终日，财产私有制虽不克因之遽废，然各国之执政及富豪，恍然于贫困之度过差，绝非社会之福，于是谋资本劳力之调和，保护工人，限制兼并，所谓社会政策是也。晚近经济学说，莫不以生产分配相提并论，继此以往，贫民生计或以昭苏，此人类之幸福。” 从以上论述看，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本源和主要思想，是相当熟悉和基本把握的。但是，从认识层面上讲，陈独秀在1915年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还是浅层次的，他当时的基本思想是广泛介绍西方的政治学说、文艺学说、教育学说和科学精神等，从而帮助中华民族从西方思想库中选择一件或几件可用和有用的思想武器，马克思学说和社会主义只是其中之一。陈独秀不仅介绍各种社会思潮，而且还广泛介绍西方杰出人物，如卡内基、托尔斯泰、叔本华、富兰克林、兴登堡元帅、霞飞将军等，然而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却一个未见。 《新青年》第二卷第五期“通信”栏目上，刊登了一位名叫褚葆衡的读者来信。信中说：“屡读大志，钦佩无似。际兹公理消沉、邪说横行之时，贵报乃能独排众议，力挽狂澜，诚足称空谷之足音，暗室之灯光也。”“贵志于世界文明之真谛，多所输入，实足厚惠青年，而于反对孔教，尤能发扬至理，足使一般中国国教之迷者，作当头棒喝也。近代文明之真谛，最新之思潮，仆以为当推社会主义。此种学说，当政府及资本家专横之反应，大足为我人研究之资料。我国于此种主义输入未久，鼓吹乏人，故信仰者寡，是以强权者势愈甚，而平民乃愈陷火水之中。贵报素主输入世界新理，独于斯类学说乃未多讲。足下如以社会主义实可为救世之良药，则阐扬之责，端在贵报矣。仆愿望如此，不识足下以为如何。” 可以看出，这位读者极为推崇社会主义，也期待《新青年》大力阐扬社会主义。对此，《新青年》以记者名义答复道：“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亦甚复杂。惟是说之兴，中国似可缓于欧洲，因产业未兴，兼并未盛行也。”这位记者是谁，无法确认，但这个答复至少得到了陈独秀的认可，也反映出了陈独秀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程度是有限的。 毛泽东曾说过一句名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应当说，毛泽东的表述极为准确。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炮响，虽然没有一下子惊醒或震醒中国人，但毕竟让中国人比较快地知道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年11月10日上海《民国日报》和11月17日长沙《大公报》都报道了俄国政权更迭的消息，但均被埋没在当时更大的战事报道之中。毛泽东何时知道十月革命的，史无确载。据《毛泽东年谱》称：毛泽东是1918年8月19日因赴法勤工俭学之事，到达北京的。在北京大学，毛泽东开始接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书刊。1918年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五期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热烈赞扬十月革命，指出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历史的潮流。时隔一年，十月革命的价值和意义，才真正为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所掌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