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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由于叛徒的出卖，“红队”遭到了敌人破坏。据档案记载，1934年9月27日一日之内，邝惠安等10多名有关人员在租界不同地点被捕，抄获枪械、文件等。这10人中，孟华亭(又名杜瑞先、饭桶、老李、小山东)，1932年春在天津加入共产党，1933年春来到上海，加入特科；祝金明，又名华田，江西山塘人，1932年6月入党；赵轩，又名杜增起，河北滦县人，均是特科红队成员。 上海市档案馆工作人员翻译并研究档案发现，四位共产党人在接受工部局警务处审讯时，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他们承认历次枪杀事件均系他们所为，但对其他事情只字不提，所以既保护了同行动的其他6人没有暴露身份，也未给地下党造成损失。 9月28日，邝惠安等同案10人由成都路捕房押解到浙江路蓬路(今塘沽路)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事法庭讯问。1934年11月，法院再次开庭，“公开审讯”邝惠安等人，指控他们“犯有人命重案”。法官问邝惠安是否知罪、认罪、服罪？邝惠安高声喝问：“为民除害，何罪之有？”1935年4月13日邝惠安等4人在南京英勇就义。 伪装封面，把《布尔塞维克》包装成《中国考古史》 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无数英豪慷慨赴死。而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共产党人也在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智斗勇。据史料记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地下党所办的一些出版社和印刷厂，不断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即便进步作家的文学作品，亦多被查禁———仅1934年一年里被查禁文艺作品149种，查禁分多种等级：严予禁毁以绝流传、禁止发售、暂禁发售、删改之后准予发售等。这份“黑名单”中多有今天赫赫有名的文学力作：茅盾的《子夜》因“讥刺本党”被归入“应行删改”一类；巴金的《萌芽》则被“严予禁毁”…… 文学作品既如此，传播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的书刊读物，所处的环境更加艰险。但纵有层层查禁，传播进步思想的热情却不可阻挠。聪明的中国共产党人，想到给书刊“穿马甲”。 这就有了普遍采取的障眼法———“伪装封面书”。“伪装封面”即用别的书名替代原书书名，以掩人耳目。这些书籍的封面与内容离题万里，有的采用当时流行书籍的名称，风花雪月之类，有的采用宗教意味的名称，有的则以教科书作掩护，还有的杜撰一个毫不相干的书名。其中伪托宗教名的居多，因为当时社会信徒众多，手里拿一本《圣经》不易引起别人的注意，且一般人对这类读物不感兴趣。譬如上海市档案馆珍藏的《共青团中央第三次扩大会议各项决议案》，伪装封面书名即为《约翰福音》，甚至从《约翰福音》中抄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句名言印在封二上，颇具迷惑性。同样，周恩来的《目前中国党的组织问题》，书名也伪装为《祈祷宝训》。另有书刊不满足于装一个假封面，更在内容上“以假乱真”。上海市档案馆有一册名为《满园春色》的“热情小说”，封面画有一个妖娆的舞女，内页也有小说的全文，但其中却夹印了毛泽东著作《新民主主义论》全文。若不仔细翻阅，很难发现这是一册“禁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