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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宣部介绍，杨重光等人拜访了“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和“一大”代表包惠僧。据档案记载，李书城告诉来访人员，当时他和李汉俊住在一起，地址是在贝勒路树德里弄底的最后两幢房子，最末一间是他自己住，最后第二间是李汉俊住。包惠僧所反映的情况与李书城相同。不过，另一位“一大”代表李达反映，他记得，当时大会是在“贝勒路某里二号的过街楼上”举行的。这样一来，几位当事人的说法又略有出入。 沈之瑜和杨重光等人根据相关线索，进行实地查勘，确认贝勒路树德里即黄陂南路树德里(今黄陂南路374弄)。贝勒路自1943年改名黄陂南路。 寻访人员发现，树德里弄底的两幢房子，正门在兴业路，门牌号是76、78号，以前叫望志路，门牌号是106、108号。按上海人习惯，一般不从石库门房子的大门进出，而从后门出入。李书城夫人薛文淑，也即李汉俊的嫂子，后来写回忆文章，也说从来不通过大门进出，那两扇黑漆大门极少开启。这就可以解释当事人为什么都记得贝勒路树德里，而不记得望志路或兴业路。寻访人员还发现，贝勒路树德里弄底的两幢房子在二三十年前有门相通，但现已封塞。 找到房东陈老太后，寻访人员了解到更为详细的情况。这排房子兴建于1920年夏秋之间，沿马路共有5幢，即望志路100、102、104、106、108号(今兴业路70、72、74、76、78号)，都是一上一下中西合璧、有上海特色的石库门建筑，清水砖墙，黑漆大门，门内有天井。望志路106、108号这两幢房子被一位李姓先生租住后，人称李公馆。为了走动方便，租户把隔墙打通了。这位李先生就是李书城。这可以说明李书城、李汉俊当年的确住在一起。问题是，这两所房子都没有“过街楼”，与李达所说不符。他们又请陈望道去看了一下，陈望道说，当时他很少到李汉俊家里去，所以很难回忆起来，但他认为开会的地方在树德里弄口的过街楼上的可能性大些。之后，寻访人员一方面请当地公安局派出所和树德里冬防服务队(居委会的前身)继续协助调查，同时想到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还在上海，根据周佛海自传内容，他们当时同李汉俊往来颇密，因此请杨淑慧同去实地观察。杨淑慧先后去了几次树德里，细细回忆，细细寻访。终于发现，望志路106号那栋楼很像是当年的李公馆，李汉俊的书房在树德里最后第二家(也就是当时的望志路106号)的厢房楼上。寻访人员一看，这座厢房果然很像过街楼，正如李达所写材料中说的“某里二号的过街楼”。 1951年6月，上海方面确认“兴业路七十六号系当时的会址，此处当时是望志路一零六号，后门由贝勒路(黄陂南路)树德里出入”。至此，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地址，终于寻获并得以证实。当年7月20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向市委提交了一份关于我党在上海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地址调查经过及处理意见。中共上海市委于1951年7月27日将这份文件续报华东局，华东局则于1951年8月3日转报中共中央办公厅。在上述文件中，上海方面还查明另外两个重要遗址：“太仓路(即前之蒲柏路)一二七号旧博文女校，系卅年前毛主席及几个代表出席第一次代表大会时之临时住所；南昌路铭德里二号，即卅年前之环龙路渔阳里二号，为党中央领导机关的第一个所在地。” “一大”会址的寻找与确认所经历的波折，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所经历的曲折与艰难。正是在这种黑暗与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共产党人信念执著，坚贞不屈，斗智斗勇，不断壮大，从胜利走向了胜利。 记者 李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