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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谏制度在周取代殷之后就建立起来了。如果说《尚书·无逸》中周公对成王的告诫只是训诰之辞，那么，《逸周书·皇门解》载周公对群臣所说“其善臣以至于有分私子，苟克有常，罔不允通，咸献言在于王所”，就已经有了制度性安排。在《大匡解》里，周公不仅主动要求“冢卿、三老、三吏、大夫、百执事之人”对如何应对灾荒提出意见和建议，而且要求他们帮助自己去考察官吏、了解民情，如实报告，不得敷衍隐瞒，甚至规定了他们履职“告于庙”即向宫中报告的时间。这就将“献言”上升到了社会政治制度的层面。 周代言谏制度对周人的政治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可以举正反两方面事例来说明。《国语·楚语上》载左史倚相所述卫武公箴儆于国，使得“在舆有旅贲之规，位宁有官师之典，倚几有诵训之谏，居寝有亵御之箴，临事有瞽史之导，宴居有师工之诵。史不失书，矇不失诵，以训御之”，被认为是当时最贤明的君主，被称为“睿圣武公”。周厉王以荣夷公为卿士聚敛财富，并通过严刑峻法来堵塞言路。这一倒行逆施显然不符合周代的言谏制度，所以邵公（穆公虎）便用周公以来实行的言谏制度为依据来劝谏厉王，厉王不听，最后被国人流放于彘（今山西霍县）。 邵公谏厉王止谤时提到“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师旷也有“瞽为诗”之说，说明周代言谏制度中有“献诗”作为谏言的制度性安排，进入周代体制内的诗歌生产和消费是一种职务行为。 据《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没于祗宫。”这可算是公卿列士献诗以补王政的一个实例。现存《诗经》中西周诗歌有主名或能落实主名的诗歌都是贵族所作，且都可以作为谏言来理解，证实了“公卿至于列士献诗”之可信。 现传本《诗经》中有诗歌就是谏言的内证。如《大雅·民劳》云“王欲玉女，是用大谏”，《板》云“犹之未远，是用大谏”。不仅这些“刺”诗是谏言，颂美诗也同样可以理解为谏言。如祭公谋父谏穆王的《祈招》诗就内容来看，如果没有《左传》提示，我们一定以为是颂美诗，不会认为是谏诗。再如，《大雅·卷阿》有云：“尔受命长矣，茀禄尔康矣。岂弟君子，俾尔弥尔性，纯嘏尔常矣。有冯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岂弟君子，四方为则。”从字面上看，这显然是一首地道的颂美诗，然而，《诗序》却说：“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贤用吉士也。” 出现如此巨大的认识反差，关键是对于谏言的理解。今人以为谏言一定是批评性意见，不能用赞美之词，但古人并不这么理解。古人所谓美颂，不是阿谀奉承，而是树立一个正面人物典型，让君主去学习他们；或者描绘出一种美政理想，要君主去仿效。周公对成王颂美文王、武王的其他诗篇均可这样理解，祭公谋父的《祈招》、召康公的《卷阿》诗也可这样理解。事实上，古人正是这样理解《诗经》的。如《诗大序》云：“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孔颖达疏曰：“臣下作诗，所以谏君，君又用之教化，故又言上下皆用……诗皆人臣作之以谏君，然后人君用之以化下。”解释颇为透彻。这里虽是对《风》的解释，但其精神也适用于《雅》和《颂》。 当然，周代言谏制度对诗歌发展的影响并不仅限于社会上层，它其实已深入到社会下层，发挥着巨大的社会政治作用。西周实行过的采诗之制，就是言谏制度的一部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