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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华夏玉文化研究的理论准备 自2010年以来，由于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我们开始给自己设定了一个创建理论体系的中期目标。幸运的是，文学人类学一派早在20多年以前，就提出了研究方法论创新的明确目标，即倡导以文化人类学知识与调研方法（田野作业）为补充的研究新范式，当时被称为“三重证据法”。其初衷是将文字记录的文史哲知识与人类学在民间调研的地方性知识相结合，研究成果以1991年起由湖北人民出版社连续推出的丛书“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为标志。 2005年，笔者在十年的“三重证据法”研究实践基础上，提出了更加具有新知识整合性质的“四重证据法”。第四重证据指的是非文字、非语言的文化符号：考古发现的文物和图像。在2010年出版的《文学人类学教程》一书中，笔者用近十万字的篇幅说明“四重证据法”的学术史根源和具体操作原理。随后，便有了文学人类学一派全面实施跨学科研究的攻坚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该项目聚焦比汉字还要早数千年出现的华夏文明独特的符号系统——玉礼器及其所代表的玉文化。 玉器符号所讲述的中国历史，远远超出史书叙述的范畴。史前玉文化所覆盖的地域包括整个东亚，也大大超出甲骨文金文等汉字早期应用的地域范围。玉文化的研习，给“四重证据法”在文明探源研究中找到了非同一般的用武之地。玉文化的大时空、大视野，让文学人类学一派的眼界得以超越文字知识的限制和遮蔽，看到中国文化学大传统的清晰存在。 2013年，笔者推出《文化符号学——大小传统新视野》，书中所倡导的“四重证据法”新思路是：如何从大传统、新知识出发，全面、重新认识文字小传统的由来和原因。这就显示出，文学人类学一派从研究方法论的创新到文化理论的创新，所走过的30年道路在其学理上的延续性。近年来，相继讨论的大小传统论和神话观念驱动论，需要用中国文明起源的大课题作为案例，具体说明一个原理：玉石神话信仰如何驱动华夏文明，并铸就华夏的核心价值。玉帛之路，是解答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