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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海外的汉学研究，我们首先要判断研究者的初衷及其所预设的陈述对象，借鉴其研究角度，了解其研究水平，最终是为了提高我们的研究水平。 中国古典文献学是关于我国古代文献典籍阅读、搜辑、整理、研究和利用的学问，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学术传统，经过历代发展，在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勘和辑佚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也为包括中国文学、史学和哲学在内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但在许多人看来，中国古典文献学仍是一个较为陌生或者有些冷僻的学科，与现实有一定距离，内容又较为枯燥，用“板凳要坐十年冷”来形容这一学科的研究，再合适不过。因此，在实用主义思潮盛行之时，古典文献学往往备受冷落。但这并不能说明古典文献学是无用之学，恰恰相反，在中国古代文明传承中，古典文献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传承、批判和继承古代文化需要依赖古典文献的可靠文本。古典文献学以古籍整理和研究为核心。文献尤其是古代典籍，经过数千年之积累，抄本、刻本和其他各类文献数量庞大，浩如烟海。此外，古代典籍在流传的过程中又会产生新的讹误，而纠误正讹，补缺删衍，对古典文献进行校勘就成为古典文献学的重要内容。概而言之，中华文化的传承须要认真整理古典文献，这正是古典文献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第二，古典文献学是一个综合性的交叉学科，与中国传统语言文学、历史、哲学、政治、法律、经济等诸多学科有着紧密的关系，既包括传统经学、史学、哲学、文学等文献的研究，也涵盖了法律古籍、经济古籍和科技古籍等文献的研究。换言之，古典文献学涵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领域，但又与各个领域的专门研究有所不同。例如，对于宋明理学文献的研究，古典文献学侧重于学术史的流变和文献的流传、整理，与哲学或者哲学史的研究有着明显不同。综合性交叉学科的特点，使古典文献学与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十分接近。因此，从对传统文化的整体认知而言，古典文献学的内容与传统文化最为接近，在传承古代文明方面，与其他学科相比有着先天性的优势，能够更有效地沟通传统与现代。 第三，古典文献学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都与中国传统学术一脉相承，是中国传统学术在当今社会的直接延续。古典文献学的研究内容和方法都直接承袭自古代，是中国固有学术研究方法在当今的自然接续。因此，古典文献学本身就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而这一学科的建立，是传统学术融入现代学术体系的一次成功尝试。 当下国人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因此包括中国古典文献学在内的传统学术研究有所升温，但古典文献学的发展也面临着新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重视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这些学科看上去同现实距离较远，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需要时也要拿得出来、用得上。还有一些学科事关文化传承的问题，如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等，要重视这些学科，确保有人做、有传承。总之，要通过努力，使基础学科健全扎实、重点学科优势突出、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创新发展、冷门学科代有传承、基础学科和应用研究相辅相成、学术研究和成果应用相互促进。”古典文献学正是这样的“绝学”、冷门学科、基础学科。所以，我们需要从内部和外部加强学科建设，建构新时代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 首先，网络时代数据化的发展对古典文献学提出了新的挑战。古典文献学的发展当以文献为核心，因此在古代就要求学者大量阅读文献，强调“博闻强识”。南北朝时期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书证篇》中说，“读天下书未遍，不可妄下雌黄”，因此，在论证相关问题时，古代学者往往都旁征博引。换言之，对资料大量阅读和占有，并将之记忆内化，是古代学者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文献学领域一些重要的学者，尤其是乾嘉学者如钱大昕、戴震、王念孙等都以淹博著称。但当今时代，古籍数据库的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如《四库全书》检索系统、《四部丛刊》检索系统、中国基本古籍库、中华经典古籍库等古代典籍数据库相继问世并推广，数据检索成为古典学术研究的重要手段，这使得对于文献材料占有的广度得以扩展。所以，广泛地征引资料不再是学问淹博的标志，这就对古典文献学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不再单纯追求文献资料占有的广度，而要在文献资料的研究深度上大做文章。这一方面要求我们不断地挖掘一些稀见的文献，即寻找新材料；另一方面，要求我们寻找新的角度去认识传统的文献。显然，在上述两方面我们做得都还远远不够。近些年来，随着公共图书馆提高开放程度，一些稀见材料得以披露，成为当下古典文献学研究的一个热点。但是古典文献的重要程度、研究价值与其稀见程度并不完全等同，对于稀见文献的分析先要判断的是其研究价值，因此，我们要避免走入“唯稀见论”的误区。另外，对于稀见文献的研究，很多学者往往停留在简介、释文这样的程度，不注重与传世相关文献结合研究，在深度上有所不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