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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院派史学与大众史学隔着诸多话语壁垒的当下，我们有时候也会像孔乙己一样发问：历史可以有几种读法？这实际上也取决于我们以什么样的视角，读什么样的历史书。很多时候，史书本身即有其自身的历史写法，而在此基础上读者又可以有不同的读法，这也往往导致我们对于历史的感悟走向不同的方向。 两位司马公如何说史 史书有几种求“通”的写法和读法。西汉修撰《史记》的太史公司马迁、北宋编修《资治通鉴》的温公司马光在史学界并称“汉宋两司马”。两部各自开创史学编撰体例的史书，是汉以前、唐以前历史两种不同的“通”的写法。 司马迁著《史记》，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更是“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其书名即直接鲜明表达了有鉴于治道之通达的愿望。不过，《史记》不唯是“史家之绝唱”，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所公认的“无韵之《离骚》”，其纪传体的写法，将帝王将相各色人等的生平故事娓娓道来，其间不乏穿插一些太史公自己对于历史事件细节的“合理想象”，后人读起活灵活现的故事来自是津津有味。可是司马温公编《资治通鉴》，却是一种不太好读的编年体写法，从头看下来，罗列的都是某年某月发生了哪些事的记载，如同历史“流水账”，想要真正通贯起来读，着实需要费些力气。其对于历史事件本末因果的记叙，则需要到后来南宋袁枢编《通鉴纪事本末》这种“遂使纪传、编年贯通为一”的“配套读物”才能通读一整件大事的来龙去脉。 即使如此，在今天的读者看来，这些历史的写法，似乎仍然缺了一种更通透的读法。若能跳出简单的人物臧否与单调的事件进程，而深入人物性格与行为逻辑，从性格命运看治乱兴替，或许更能如两位司马公所希望的那样通达其间，获取智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