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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汉书·窦婴传》记载，汉武帝刘彻当上皇位继承人，也是经历了一番人们意想不到的大波折：景帝七年（公元前150年）春天，三年前所立的皇太子刘荣（景帝长子）被废，重新确定一位皇位继承人迫在眉睫。喜欢干预朝政的窦太后一再明白地向景帝表示，将来要把帝位传给她所溺爱骄纵的小儿子、景帝胞弟梁孝王（刘武）。梁孝王当时占有优势，他在不久之前发生的吴楚七国之乱中因堵截叛军西进、捍卫京师立了大功，加上有太后直接插手，景帝只好附和，向梁孝王示意：“千秋万岁后传于王。”外戚窦婴和大臣袁盎则坚持按儒家传统办，应当新立景帝次子刘彻（当时是胶东王）为太子。他们当着窦太后的面对景帝说：天下是高祖的天下，父子相传是汉家的规矩，皇上哪能传位给梁孝王？窦太后对此十分恼火，声言不愿再见到窦婴这位堂侄！ 袁盎曾经当过太常（掌宗庙礼仪，九卿之一），他从《春秋经》上找到更加有力的理由：《春秋经》上记载，宋宣公不传位于子，而立其弟为国君，结果引起宋国五代的祸乱。专门解释经书“微言大义”的《春秋公羊传》就严厉责备宋宣公的错误处置，而大力肯定由嫡子正系嗣位的做法，称“君子大居正”。袁盎所举《春秋经》这番道理居然产生了巨大的效力，窦太后找不到辩驳的理由，只好不再提起此事，原先跃跃欲试的梁孝王也打消了这一念头。于是刘彻才被景帝立为太子。 如今回过头来看这段往事，在当时双方僵持不下的情况下，《春秋经》的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把刘彻送上了皇位继承人的位置，否则，此后汉朝所走的道路或许就是另一种景象。到公元前141年，武帝登位，任命窦婴为丞相，田蚡为太尉，王臧为郎中令，组成一个尊儒色彩鲜明的班子。过了五年，到建元五年，汉武帝设置五经博士，次年起大批征用儒生，正式进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时期。 西汉初年黄老学说盛行，至汉武帝时期却大兴儒学。治国方针和学术思想出现如此“大换位”，原因何在？如果仅以武帝本人或几位近臣对儒学的喜爱来解释，那未免是过于表象之见。实际上，儒学的上升有其历史必然性，它是汉初以来经济社会状况发生深刻变化的结果。简单地说，一是儒学主张的德政、仁爱、忠孝、君臣等级制度等，本来就是古代农业宗法社会适宜的治国指导思想。汉初以来陆贾、叔孙通、贾谊等人正是从儒家思想出发，对施政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其成效人所共见。二是西汉初年社会残破、经济凋敝，亟须休养生息，恢复民力，因此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学说大受尊崇。经过七八十年的努力，到武帝初年，汉朝已经具备强盛的国力，粮食、财物储备充实，“家给人足”，鼓吹“无为而治”已不合时宜，需要改换全新的哲学、行动的哲学。主张以经议政、积极作为的春秋公羊学说恰恰适应这种需要。 《公羊传》是解释《春秋经》的三传之一，专讲“微言大义”，被认为是“为汉制法”。它倡导“大一统”，加强中央集权，推进国家统一；主张历史演进的“三世变易说”，要求“改制”，革除旧法、创立新法。董仲舒因推阐《春秋》之义，成为群儒之首；公孙弘因为发挥《春秋》学说，策论经武帝亲自阅卷、拔为第一，后平步青云，当了丞相。董仲舒依据《春秋》经义提出的多项施政建议，都得到武帝采纳，正如《汉书·董仲舒传》所说，“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他又广收学生，下帷讲学，弟子转相传授，使学派更加繁盛。《汉书·儒林传》载，因为武帝对《春秋》格外重视，曾特意安排了一次当场比试，让通春秋穀梁学的江生与通春秋公羊学的董仲舒论辩，结果董仲舒取胜。由此汉武帝更加明确地支持春秋公羊学，“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学大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