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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努力秉承学术第一的原则，不讲人情，不免得罪了一些人。在某一年年末的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上，王先生对我的做法给予肯定，并指出这样的专刊在中国生存不易，而贡献不小，我们应当极力维护，而不能拆台。说到深处，王先生情动于衷，声泪俱下，那样的场景，让在座的所有委员动容，更令我终生难忘。没有王尧先生这样的前辈的关怀和支持，《唐研究》哪会有今天，迄今21卷的成果也不会存在。 我上大学的时候，因为我的老师张广达先生住在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的家属院里，所以我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有机会拜见民院的许多学者，如贾敬颜、耿世民、王尧、陈连开等先生。那时王尧先生属于民院的藏学研究所，他的研究生陈庆英经常是张广达先生家里的座上客，我因为和陈庆英更熟，所以也就常常到藏学研究所里去找陈聊天，时而也会遇到王尧先生，听他海阔天空地谈学问，也谈其他西藏的事情。 1985年我毕业留在北大中古史研究中心，考虑自己今后主要从事敦煌学、西域史的研究，总是应当学点民族语言才好。在国内无法学习于阗语、粟特语等中亚语言，张先生建议我学习藏文。因为藏文的典籍、文书都非常丰富，学会以后，不会受资料贫乏的限制。于是张先生亲自联系民院民语系，请藏语教研室主任罗秉芬老师给我们北大的几位想学藏语的年轻人开一个速成班，希望一年见效。罗老师非常帮忙，组织了藏语教研室的所有力量来教我们这些从头开始的学生。记得周季文老师教我们认字和发音，格桑居勉老师教我们语法，背《三十颂》，剧宗林老师教我们书法，罗秉芬、黄布凡等老师教我们课文，选读《米拉日巴传》等等。一年下来，非常见效，学会了基本的文字、语法知识，翻着《藏汉大辞典》，可以读一些简单的藏文了。 然而，我自己急功近利，学藏文的目的是想看敦煌的藏文文书，这些文书是古藏语写成的，只有现代藏语的知识还无法上手。而当时对敦煌古藏文文书进行释读并翻译的学者，主要就是王尧先生和他的合作者陈践老师。于是我插班去听王尧先生的古藏语课，向他学习如何解读敦煌藏文文书。王尧先生带着我们读了几篇敦煌古藏文文献，让我们知道一件原始文书从何处入手；他指出敦煌古藏文与安多藏语最为接近，所以有时也要借助安多方言来解释古藏文疑难词汇；他提示敦煌古藏文与现代藏语的不同，让我们积累目前在现代藏语词典、甚至《格西曲扎藏文词典》中没有的词汇，利用其他文献资料，如敦煌汉藏对译词汇、汉藏均保存的佛典之类的材料加以对比研究；他还告诉我们与敦煌古藏文文书同时代的吐蕃碑铭、新疆发现的古藏文木简和文书的情况。虽然有时候他也跑题很远，但他讲到的历史掌故、相类文献等等，也都是很有启发的。 我也买来他的《吐蕃金石录》（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以及他和陈践老师合著的《敦煌吐蕃历史文书》（民族出版社1980年版）、《敦煌吐蕃文献选》（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敦煌本藏文文献》（藏文，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吐蕃文献选读》（藏文，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吐蕃简牍综录》（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对照藏汉两种文本，一个字一个字的阅读和学习。这样做，一方面是积累古藏文的词汇，另一方面也是把一些最基本的敦煌藏文文献熟悉起来。80年代初国内能够看到的敦煌藏文文献，主要是埃·麦克唐纳（A. Macdonald / A. Spanien）和今枝由郎（Y. Imaeda）合编的两卷本《法国国立图书馆所藏藏文文书选刊：以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藏卷补充》（Choix de documents tibétaines conservé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complété par quelques manuscrits de l’India Office et du British Museum,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1978-1979），是精制的黑白图版影印本，前面有编者的解题，其第一卷从P.t.1-990号中选择《罗摩衍那》《于阗国教法史》等佛教经典和藏外文献、发愿文等研究价值较高的写本，第二卷从P.t.996-2220号中选择《吐蕃王朝编年史》、《大事记》、史籍、占卜书等非佛教文献，包括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及以后的各种官私文书。这部价格不菲的图录由法国藏学界泰斗石泰安（R.A. Stein）赠送给中国藏学家、中央民族学院教授于道泉先生，于先生转交王尧先生解读研究。因此，我们跟从王先生学习的敦煌文献就出于这两卷刊布的文书，我依据王尧、陈践先生整理本一个字一个字认读的也是这些重要的文书。这些文书的学习、研读，对于我后来研究敦煌吐蕃时期、归义军时期的历史，以及研究于阗历史，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帮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