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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藏文文献的学习，对于我的归义军史研究、于阗史研究和一些部族考订的文章，都起到了直接或间接的作用。但作为我学习藏文最重要的、恐怕也是唯一的成果，是我撰写的《通颊考》一文。“通颊”一名不见于传统的中国史籍，所以唐长孺先生在撰写《关于归义军节度的几种资料跋》（《中华文史论丛》第1辑，1962年），据很不清晰的缩微胶卷抄录S.389《肃州防戍都上归义军节度使状》时，就没有认出“旧通颊肆拾人”中的“通颊”二字，用□□代替。1985年我到伦敦英国图书馆调查，抄录了S.389状文，补全“通颊”二字，并在拙稿《归义军及其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初探》（《敦煌学辑刊》1986年第2期）中使用，但对于“通颊”何意，并未得解。后来看到山口瑞凤教授的《苏毗的领界》一文，得知他早在1968年，就在土肥义和教授的帮助下，把藏文文书中的mThong khyab比定为汉文文书中的“通颊”（《苏毗の领界——rTsang yul とYan lag gsum pa’i ru》，《东洋学报》第50卷第4号，1968年，1-69页；英文本为Z. Yamaguchi, “Su-p’i and Sun-po: A Historico-geographical Study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rTsang yul and Yan lag gsum pa’i ru”, Acta Asiatica, 19, 1970, pp. 97-133）。我在此基础上，收集藏文传统史籍《智者喜宴》、敦煌古藏文写本《吐蕃王朝大事记》、P.t.1089凉州军镇官吏序列表、P.t.1113陇州会议发送之钤印文书、P.t.1094《博牛契》、米兰出土藏文木简，以及归义军时期的汉文文书等，全面探讨了通颊部落作为吐蕃王国在东北边境设置的一级军政组织，随着吐蕃的向西扩张而随之西进，直到吐蕃王朝崩溃以后在归义军时期的存在情形，比较完整地描绘出通颊部落的全貌。拙文汉文稿《通颊考》撰写时间很长，其间正好德国的《华裔学志》两位负责人到北京约稿，由季羡林先生推荐，这篇文章稿本由《学志》副主编弥维礼（W.K. Müller）先生翻译，最后中英文几乎同时发表，中文本刊于中华书局的《文史》第33辑（1990年，119-144页），英文本在《华裔学志》发表（Rong Xinjiang, “mThong-khyab or Tongjia: A Tribe in the Sino-Tibetan Frontiers in the Seventh to Tenth Centuries”, Monumenta Serica, 39, 1990-91, pp. 247-299）。这可以说是我学习藏文之后，最专业的一篇藏学文章，文中所引藏文文献或文书，都经过自己对照原文一字字地释读和翻译，我把这篇文章看作是向王尧等先生交的一份藏学学习作业。王先生当然知道我这篇文章是最用功的一篇藏学文章，所以在他主编《西藏历史文化辞典》时，特别约我写了一条“通颊”（西藏人民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252页），表明他对此文的认可。他约我在同一《词典》中写的另外一条是“张议潮”（338页），那可能是他看到了我的归义军史研究的缘故吧。 我跟从王尧先生治藏学的另一个收获，是熟悉国际藏学界。在“文革”后的中国藏学界，与国际藏学家接触、对话最多的，肯定是王尧先生。他很早就出国参加各种藏学研讨会，用英文投稿国际藏学刊物、专刊，许多会议论文集也都有Wang Yao这个名字。他每次回来，都慨叹中国学术荒废多年，在藏学的许多领域都落后于人。因此，他在教书育人，大力推进国内藏学研究人才培养的同时，也鼓动我们年轻人大量翻译国外藏学家的研究论著。为此，他主编了《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由西藏人民出版社，从1985开始出版第1辑，到2014年初出版第20辑，翻译了大量的国外藏学的优秀论文，这些论文很多是从王尧先生刚刚从国外带回来的藏学书刊中翻译的，所以比较及时地反映了国外藏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对于缺少国外藏学书刊的国内藏学界来说，有如雪中送炭；也使得国内年轻一辈藏学研究者，能够跟上国际藏学研究的步伐。我先后翻译的有关藏学的文章，也经过王尧先生的法眼，其中乌瑞《有关公元751年以前中亚史的藏文史料概述》（G. Uray, “The old Tibetan Sources of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up to 751 A.D.: A Survey”, Prolegomena to the Sources on the History of Pre-Islamic Central Asia. Budapest 1979, pp. 275-304）一文，收入1989年出版的《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5集（1989年，39-81页）；恩默瑞克《于阗语中的藏文借词和藏语中的于阗文借词》（R.E. Emmerick, “Tibetan Loanwords in Khotanese and Khotanese Loanwords in Tibetan”, Orientalia Iosephi Tucci Memoriae Dicata. Roma 1985, pp. 301-317）一文，收入同年出版的《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6集（1989年，136-161页）。 从90年代初开始，我感觉自己的藏文不会达到随心所欲地使用的段位，所以把研究的重点从敦煌学、藏学，转到中外关系史方面，首先处理粟特人东来问题。虽然好多年没有和藏学界往来，也没有发表任何藏学方面的文章，王尧先生在90年代末创办新的藏学刊物《贤者新宴》（藏学研究丛刊）时，仍然向我约稿。其实这时我已经不敢再动藏文材料，所以拣选了一个与藏学有关的中外关系史题目——《历代法宝记》中的末曼尼与弥施诃：吐蕃文献中的摩尼教和景教因素的来历，贡献给王尧先生主编的《贤者新宴》（藏学研究丛刊）第1辑（北京出版社，1999年，130-150页）。以后，王尧先生也曾约稿，但和已经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藏学研究者相比，我已经不敢班门弄斧了。因为没能在藏文和藏学研究方面进一步下功夫，我没有再继续写作这方面的研究论文，有违王尧先生的厚望，辜负了王尧先生的期待，现在想想，真是非常遗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