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尧先生身上体现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美德最为显著的地方，就是不遗余力地奖掖后进。他不仅仅在藏学研究的圈子里是这样，在藏学领域之外也是如此。 我从1995年开始，在罗杰伟（Roger Covey）先生的“唐研究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勇敢地承担起大型学术刊物《唐研究》的主编之责。对于这样一个“个体户”式的刊物，我自己虽然尽心尽力，但也做不到尽善尽美。我努力秉承学术第一的原则，不讲人情，不免得罪了一些人。特别是有一篇很有分量的书评的发表，让一位原本是忘年交的前辈学者震怒，非要在《唐研究》上发表反批评的文章，而按照国际通例，同一杂志是不能发表反批评文章的。这位先生于是把文章复印多份，寄给相关人士，并指责我不让反驳。王尧先生是唐研究基金会聘请的“唐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会”的委员，当然也接到这样的信件。在某一年年末的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上，王先生对我的做法给予肯定，并指出这样的专刊在中国生存不易，而贡献不小，我们应当极力维护，而不能拆台。说到深处，王先生情动于衷，声泪俱下，那样的场景，让在座的所有委员动容，更令我终生难忘。没有王尧先生这样的前辈的关怀和支持，《唐研究》哪会有今天，迄今21卷的成果也不会存在。 王尧先生不仅在道义上支持《唐研究》，而且还以实际行动支持《唐研究》。2002年的第8卷上，他发表了《云南丽江吐蕃古碑释读札记》；2004年的第10卷上，他又发表了《青海玉树地区贝考石窟摩崖吐蕃碑文释读》；这两篇文章都是解读最新发现的吐蕃碑铭、摩崖题记的成果，他把最新材料第一时间交给《唐研究》发表，大力支持我的工作。这些事，我永远铭记在心。 在我接触的前辈学者当中，王尧先生平易近人，没有什么架子，从多方面关怀年轻人。记得有一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访学，王尧先生同时在港大佛学中心讲课。他知道我一人在港，又不会做饭，他们夫妇经常约我到饭馆“饮茶”或吃饭，让我饱餐一顿，打打牙祭。王尧先生是语言学家，入乡随俗，很快学得广东话，能够点出上好的广东菜，这也是我一直没有学到的本领。 毕竟和藏学渐行渐远，做了一个藏学的逃兵，后来我和王尧先生见面的机会也越来越少。沈卫荣兄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为王先生举办过一个80岁生日的庆祝会，我应邀参加，也讲了几句话，但卫荣兄主编的《西域历史语言研究》第3辑为庆祝王先生八十华诞专号，我也没有写篇文章颂寿，实在是很不应该。 最后见到王尧先生，是在2014年12月18日参加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馆、中华书局举办的“中国地域文化研讨会”，王先生作为文史馆馆员在座，我则因为审过《中国地域文化大观》的两部稿子，被中华书局拉去发言。席间王尧先生见到我，向我要刚刚出版几个月的拙著《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他说我要看你的文章，正好我带了两三本打算送人，急忙递上。看来，王先生仍然在关注着我的成长，关心我的学术研究进展，可惜我还没有去看他，听他说说我的书有什么问题，2015年12月17日，噩耗传来，没想到再也没有机会向他问学了。 回想向王尧先生问学几十年的过程，他始终如一地谆谆教导我，关心我，爱护我。虽然我后来不涉足藏学了，王尧先生却宽容以待，继续从各方面支持我、鼓励我。他实在是一位人格高尚的蔼然长者，是我此生都应该学习、仿效的学界表率。 谨以此文，纪念先灵。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