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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王国维曾提出“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激活中国艺术史，从世界艺术史的立场认识中国文化的结晶，贵在跨语境的范畴，并非“河东河西”循环论的一般演绎。这种“激活”对改变“非白即黑”的单向思维，走出“身在此山”的困境，以更宽广的视域研究中国艺术史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34届世界艺术史大会去年在北京召开，这是艺术史学史上起承转合的大手笔。全球艺术研究的目光开始重点关注中国艺术史。 首届世界艺术史大会1873年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那时，中国艺术史学已历经千年旅程。公元847年，张彦远撰写了《历代名画记》，还编有《法书要录》和《名画猎精》，其功厥伟。面对现代世界，这往昔的辉煌意味着什么？曾几何时，激活现代艺术史学的源头，来自意大利文艺复兴。画家瓦萨里1550年完成《名人传》，因此被誉为西方“艺术史之父”。作为制度，欧美各大名校，相继设立艺术史学科，奠定培养一流人才通识教育的基石。 同在1873年，因为维也纳举办的万国博览会，日本人从德文Bildende Kunst翻译了“美术”的概念。“日本画”将“书画”转为“绘画”，使书法和绘画分离。到1895年，“美术”出现在中文语汇中，在突出绘画对推进“实业”意义的同时，极大地改善了建筑、雕塑、工艺美术在东亚艺术史上的地位，影响深远。与此同时，这个新的概念遗传了达·芬奇《论绘画》以来关于书写命题的失语症，后果也不可低估。如从东亚的艺术家生存和艺术发展的社会体制看，日本的美术和书法分家，中国在1949年后“美术家协会”和“书法家协会”各立门户，诸如此类，均可在“美术”的界说中发现其源头。 现代艺术史学史的经历大开大合，波澜壮阔。世界艺术史大会144年的发展，可以作为“激活中国艺术史”的参照之一，让我们考其得失，观其大略。 首先，世界艺术史的开合须从人文的高度，认识书画的智性功能。对此，曹意强教授在光明日报刊登的《发掘中国画论的活性因子》一文，特别强调超越“庐山中人”的局限。不仅谢赫、张彦远开了提升绘画地位的先声，而且“中国艺术史之父”关于“书画同源”的命题，包含“远比后人理解得深刻”的意义。《历代名画记》开篇“叙画之源流”一节，把图像和语词作为人类认知世界的二元途径，做了整体把握。美国当代视觉艺术批评家W.J.T.米切尔的“图画理论”，考究文本图画（textual pictures）和图画文本（pictorial texts）的转换关系，正好表明“书画异名而体同也”。继《历代名画记》，张彦远在《法书要录》自序中写道：“有好事者得余二书，书画之事毕矣，岂敢言具哉！”自信之余，对书画艺术通史的整合，还寄希望于来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