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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1日，台北“国史馆”公布原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戴笠史料59卷22382页，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情报、组织、行动、训练、司法、电讯、人事、经理、总务、一般指示、西安事变及其他。这一举动，被台湾舆论称之为情报史上“石破天惊”的世纪解密工程。其中的《戴公遗墨——西安事变类（第2卷）》中，有一份戴笠写给蒋介石的报告，直接显示1937年“七七”事变前夜国民党特务在新亚酒店跟踪周恩来的绝密情报： 对杨、周行动已严密布置监视矣。周寓北四川路新亚酒店，该店常有日人寄寓，殊觉不妥。闻张冲同志已赴牯晋谒钧座，请示见周地点与日期，周似在沪候命也。查周到沪后外出尚少，其在外活动者系潘汉年。 国民党特务头子沈醉在1984年撰写的回忆录《抗战前军统特务在上海的罪恶活动》中的一段文字，足以印证上述档案资料: 西安事变后，周恩来副主席去上海，住在北四川路新亚旅馆。上海区集中大量特务去搞监控跟踪，戴笠还亲自布置指挥。虽然周每天都外出，结果始终没有发现他与中共地下工作的联络。凡是周恩来去过的戏院、商店、餐馆等处，以后经过长久的调查研究，也毫无结果，气得戴笠大骂上海区的特务是一群“饭桶”，“不中用的东西”，也无济于事。 有趣的是，1961年2月21日，周恩来、陈毅和罗瑞卿在北京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国民党获得特赦的战犯，其中包括沈醉。见到周恩来的沈醉首先向周恩来告罪，说1937年曾在上海的新亚酒店跟踪周恩来。周恩来爽朗大笑，他风趣地告诉沈醉，他清清楚楚知道在他的酒店住房的左右和对面房间都有人在监视他，连服务人员也有特务充当。可是他每天都同在上海的同志见面、交谈、互换情报。他和他的同志在黑洞洞的电影院中和地下党同志见面交流，特务只好站在电影院大门口，他们看到出来的是周恩来，而不会看到先期已经分头离开的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周恩来还告诉沈醉，上海地下党的同志也化妆为酒店服务员暗中保护他。周恩来为了防止窃听，从来不打电话。外出时，周恩来都会设法找到上海地下党同志，帮助传递和寻找他要约见的人。周恩来还特别告诉沈醉，虽然他知道国民党特务的不少鬼把戏，不过还是不能把这些鬼把戏串联起来，有些关键问题还不十分清楚，希望沈醉把这些内幕如实写出来。对此沈醉一口答应，从此开始了他撰写国民党特务活动回忆录的工作，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军统内幕》等有关国民党特务活动的回忆录源源不断地出版，全面揭示了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各个角落。在世界特务活动史上，有如此全面系统揭发老主子的回忆录，叹为观止。24年前沈醉没有完成国民党交给的任务，24年后他却圆满完成了共产党交给的作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