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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军的长篇散文《侧面》以其较强的纪实性和史料性，彰显着自身的生命力。这里所说的纪实性和史料性，不单单是指《侧面》从作家的亲身经历和自我感知出发，记录下了抗战时期晋西南一带特有的历史场景、战争氛围、军民心态以及社会具象、经济细节等，从而构成了中国抗战激流中一个真实的“侧面”；同时还因为在这个真实的“侧面”里，出现了曾经与萧军患难与共的生命伴侣、著名女作家萧红。其相关笔墨尽管不是太多，但由于渗透了作家的特殊视角，所以依旧包含了多方面的重要信息与隽永意味，具有实录萧红的性质。 1938年1月，应李公朴之邀，萧军、萧红夫妇和艾青、聂绀弩、端木蕻良等人一起，离开武汉，前往山西临汾，参加山西民族革命大学的教学工作。他们到临汾不久，丁玲率领的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也经潼关来到临汾，两部分抗战文化人相遇。随后，日寇重兵压境，抗日力量准备撤出临汾。这时，在何去何从问题上，“二萧”发生分歧：萧红的意见是随丁玲的西战团行动，继续从事文化抗战；而学过军事、练过武功的萧军，则打算先随民大师生向乡宁、吉县转移，然后独自寻机渡过黄河，去五台山打游击。 萧红最终未能说服萧军，二人只好暂且分离。萧军的《侧面》正是由此下笔，依次讲述了“我”与“红”（萧红）以及诸位朋友的依依惜别，“我”同民大师生的悲壮行军，“我”径去五台的道路受阻，“我”转道延安的所见所闻……这当中，萧红是一个重要的存在，她时而出现于临汾火车站与“我”告别的现场，时而浮现于告别之后，于“我”几乎是挥之不去的生命记忆，其形象既是历史的，又是艺术的。 如众所知，对于萧军来说，把生活中的萧红写进文学作品，使之成为带有非虚构性质的艺术形象，并非始自《侧面》。在此之前，类似的情况，至少还有先后完成于1932年和1936年的纪实小说《烛心》和《为了爱的缘故》（以下简称《缘故》）。其中，前者描写化名畸娜的萧红，在哈尔滨东兴顺旅馆与化名春星的萧军初次相识并相爱，进而由萧军将萧红从绝境中拯救出的一幕。后者则让萧军借助第一人称直接现身作品，讲述“我”出于对病中的“芹”——萧红的悲悯与爱恋，而不得不放弃参加抗日武装去打游击的经过和情景。 不过，同样是以文学手段书写非虚构的萧红，《侧面》较之此前的《烛心》和《缘故》，仍有明显不同——在《烛心》和《缘故》中使用了化名的萧红，到了《侧面》里则以“红”的真名现身。如果说这种称谓的变化已经表示作家在有意强化后者的纪实元素，那么，相关作品的形象实际则恰好证实了这点。《烛心》和《缘故》，尽管被萧军称之为“我们之间生活的‘实录’”（《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但实际上是一种蛰伏于作家内心的男权中心主义思想，一种“拯救者”特有的傲慢与优越，以及由此所支配的主观叙事，使作品中的萧红与生活原貌拉开了距离，甚至变得面目全非。这一点在《缘故》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当年躲到日本修复情感的萧红，在读罢萧军寄来的《缘故》后，当即在回信里写道：“那些小节都模糊了”，“芹简直和幽灵差不多了，读了使自己感到了颤栗，自己也不认识自己了”。这应当是当事人对作品内容的委婉质疑和含蓄拒绝。 相比之下，萧军写《侧面》时，情况有了很大改观。在这部作品中，作家不再是居高临下、统摄一切的“拯救者”，而代之以恋人加朋友式的现场速写与记忆还原；萧红也不再纯粹是被打量和被塑造的人物，而是有了属于自己的主张和灵性。整部作品的相关描写，呈现出庄严沉稳的纪实效果。这样的情况之所以出现，显然是因为作家的生活和心境发生了变化——《侧面》完成于1938年8月至1939年3月。当时，已与萧红劳燕分飞的萧军暂居成都。而不久前，他与兰州姑娘王德芬从一见钟情到终成眷属的经历，不仅再次带给他爱情的沉醉和新婚的甜蜜，同时也使他获得了某种解脱，进而能以客观、平和、宽容，甚至不无留恋的心态，去回味自己与萧红的感情历程，去看待和评价昔日的萧红。正因为如此，《侧面》中的萧红更接近历史和生活的真实，因而也更具有认识和研究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