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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踏入山西、进入民大的萧红，以左翼作家的立场和身份，成为抗日队伍的一员。对此，《侧面》进行了简约而清晰的书写：在临汾的日子里，萧红和丁玲以及八路军西战团往来频繁，亲密无间，不但参加他们的活动，而且干脆与丁玲住到了一起。为了慰问西战团，民大教师联名捐款买照相机相赠，当时萧红没钱，但硬是借钱参加了活动，并委托萧军日后偿还。萧红曾和萧军一起，到过驻临汾的八路军办事处，在那里，萧红见到了参加过红军长征、一天行走170里的李同志（李伯钊），这位“能跑路也能骑马”，身上有一种“强健”、“活泼”之气的革命女性，让萧红感到既惊讶、又钦佩…… 在点染和揭示萧红精神向度的同时，《侧面》还涉及萧红的性格与趣味特征，这类描写同样不乏包蕴丰腴、耐人寻味之处。譬如，第一篇的第二章写道：送走萧红的萧军，一觉醒来，发现萧红一向喜爱的棕红色小皮靴，竟然遗忘在房角，“我”赶忙将它包扎起来，附上短信，托人带给丁玲转萧红。这一细节出现在萧军笔下，或许有说明萧红不善于料理生活的意思。但从作品的历史情境看，却应该可做另一种诠释：据丁玲回忆，在临汾时，她穿的是延安那边的衣服，而萧红穿的是上海时装，故而比较扎眼，为此，丁玲曾有过善意的提醒，“萧红却我行我素”。然而，当萧红决定随丁玲和西战团行动，并打算去延安时，未来环境的变化，会不会使她放弃“我行我素”而变得入乡随俗，进而丢弃属于上海时装的小红靴？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否则，一个人的心爱之物为何会抛在抬眼可见的房角？倘若以上推断不错，萧军的一抹闲笔，最终还是传递了萧红的内心波澜。 在第二篇的第六章里，萧军还通过一段山野之间的自由联想，写到自己与萧红在性格喜好上的差异：“自从我学会了那支‘囚徒歌’，红就是不喜欢的。她说她不爱那样沉重的锤似的击打着人的心脏的歌，她爱轻飘和快乐。所以她也就很少和我合唱。临由武汉来临汾，在车上我也把这歌教给了别人，而她也还是不喜欢它。”这样的印象一直在萧军心中延续。后来，他在与传记作家肖凤谈到自己和萧红的不同性格时，仍然认为：“我是钢琴，萧红是小提琴，我是嘭、嘭、嘭，萧红是柔声细语。”（肖凤：《写传记，我一直朝“真”的方向努力》） 不过，在这方面，萧红的自我认知似有不同。1936年8月31日，她在从日本寄给萧军的信里写道：“外面的雷声好像劈裂着什么似的！……我立刻想起了一个新的题材。从前我对着这雷声，并没有什么感觉，现在不然了，它们都会随时波动着我的灵魂。灵魂太细微的人同时也一定渺小，所以我并不崇敬我自己。我崇敬粗大的、宽宏的！……”这说明，至迟在赴日期间，萧红就已经意识到自己存在“灵魂太细微”的问题，明白了“太细微的人同时也一定渺小”的道理，同时开始调整和改变自己，即所谓“我并不崇敬我自己，我崇敬粗大的、宽宏的”……对照萧红全部的文学和人生实践，应当承认，她的自我界定比萧军的说法更符合实际。 以纪实为宗旨的《侧面》，既然正面写到了萧红，当然也就无法回避“我”与萧红的婚姻和情感线索。于是，透过萧军的目光，我们看到了“二萧”当时特有的尽管不无罅隙，但亦不失真诚的情感世界——在临汾撤退的重要时刻，萧红一遍遍劝说萧军不要固执、不要逞强，应当和自己一起转移，然后尽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这当中看不到丝毫的虚伪和造作；久已打算投笔从戎的萧军，没有听从萧红的苦劝，依旧坚持去打游击，但这绝不是在寻找离开萧红的借口。事实上，他在决定独自上路之后，曾一次次嘱托丁玲照顾萧红，即使在长途跋涉的路上，他仍然把一份不间断的思念和牵挂留给了萧红。由此可见，这时的“二萧”，并不像一些传记和文章所写，已经到了貌合神离、视婚姻为鸡肋的地步，相反，他们仍然关心和热爱着对方。当然，萧军最终还是离开了萧红，但那是一个多月后发生在西安的事情，其中有着必然性和偶然性兼而有之的复杂原因。鉴于这些已经超出《侧面》的视野，我们在这里就不加枝蔓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