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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院长，我要么不做，要做就要认真负责地做、有职有权地做。我不是来担任虚名的院长。”冯先生是如此说的，更是如此做的。冯先生提出要聘请有学术成就和学术影响的退休老先生来国学院授课。这就是国学院五大“特聘教授”的缘起。 2017年1月22日下午，北京大学朱玉麒教授来电，告知了冯其庸先生于午间逝世的噩耗。我尽管思想上有所准备，但是，依然抑制不住悲从中来！ 我有幸认识冯先生，始于中国人民大学2005年创立国学院。当时，人大学校领导礼聘校友冯其庸先生担任首任院长。冯其庸先生早年间曾经在人大中文系任教，后来奉调离校，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担任副院长至退休。冯先生受聘为国学院的首任院长时，已经是他荣退十年之后了。也许，有的人会认为一位早已退出人大人事系统之外、已是81岁的高年长者担任的国学院院长一职，应该是“荣誉性”的职位，冯先生既不会、也不必亲自过问学院的具体工作。但是，上述出于常识性的推测是不对的。冯先生在受命之初，就曾经非常明确地表示： “这个院长，我要么不做，要做就要认真负责地做、有职有权地做。我不是来担任虚名的院长。”冯先生是如此说的，更是如此做的。我当时被人大校领导任命为常务副院长，主持日常工作。在冯先生的任期之内，我得以全程追随左右，目睹了冯先生为了国学院的成立与发展所做出的无私奉献、鼎力担当、杰出贡献。时隔十年有余，许多场景依旧历历在目。 礼聘名师、组建高水平的师资队伍 人大成立国学院，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关注。但在成立之初，国学院的在职教师仅仅只有七位，远远不能胜任培养国学人才的要求。冯先生与各界人士多方沟通，人大领导也给予了引进人才的特殊支持，但在短期之内要改变教师队伍人才不足的局面，谈何容易！冯先生为此而多方筹划。 冯先生提出要聘请有学术成就和学术影响的退休老先生来国学院授课。这就是国学院五大“特聘教授”的缘起。这五位先生是：庞朴、傅璇琮、韩兆琦、王炳华、谢桂华。他们在历史与哲学、古代文学、西域考古学、简牍学的领域内，都有很高的造诣与声誉。冯先生提出的设想是：要请几位老先生真正进入人大，要给学生讲课、指导研究生，起码要给学生搞学术讲座。几位老先生的加盟，确实让学生可以领略名师风采，有效地提升了国学院的教育质量，提升了学术影响力。五位特聘教授之中，除了庞朴先生受聘到他的母校山东大学任教、谢桂华先生因患癌症而不幸逝世之外，其他的三位先生，都在国学院任教多年。其中，傅璇琮先生2006年指导的博士生卢燕新，日后完成的博士论文入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 冯先生提出：要不惜重金聘请国内外的知名学者到国学院任教。他对我说过大意如下的话：“以重金聘请人才，是我们表达尊重人才的诚意。人大提供的工资，不足以吸引真正优秀的教授来国学院任教。你们负责用心物色人才，我来设法解决聘任人才的经费来源问题。实在不成，我可以卖字画来筹钱请人。”我当时听了，极为敬佩！在国学院的筹建过程中，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适时给我们推荐了在国外工作16年的沈卫荣教授。冯先生当机立断，对我说：“荣教授是有眼光的人，他推荐的沈卫荣，我们要不计成本聘请过来。”冯其庸先生明确表态：要向人大领导申请给海外归来的沈卫荣解决住房问题，给他的工资按照年薪20万元支付（费用从冯其庸先生从国家高层申请的经费中解决，见下）。在当时，20万年薪在大陆的大学教授里面是相当罕见的。在冯先生的直接运作之下，沈卫荣教授于2006年4月从日本归国，受聘为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首任所长。沈卫荣教授又推荐了乌云毕力格教授加盟。很有学术特色的“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国学院建成不到半年就 搭建起了基本的人才框架，这与冯其庸先生力主从国外礼聘沈卫荣教授密切相关。引进一位杰出人才，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 在冯其庸先生逝世之后，我翻检出冯先生在2005年11月3日给我的亲笔信，睹物思人，感慨万千。冯先生的这封亲笔信，从书法欣赏的角度来看，已经是足堪传世的珍品。此信共计3页，书写在带有“瓜饭楼”标记的特制信笺之上，冯先生还在署名之下，钤印了一方印章，以示郑重。从书信的内容来看，更是珍贵无比：因为这是集中体现冯其庸先生办学首先重视人才引进的一封信件。其实，这是冯先生给我的指令，要求我一定要把宁夏考古所所长罗丰先生聘请到国学院工作。原信篇幅不长，敬录如下，以与读者朋友共同感受冯先生的爱才之心与担当之诚： 家洲兄：刚刚见到沈卫荣先生和罗丰先生，非常高兴。沈先生敦聘事已解决，极为高兴。罗丰先生聘任的事也务必解决，不论有多大困难也要解决。罗丰先生的一部书有多大份量，不是人人能知的。我前些时已买来先读，佩服至极。我们不可失此人才。办学关键是人才。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也。务请您体此意。如有困难，我即去面见校长。请您随时通知我知。问好！ 冯其庸 十一、三 信中所涉及的两位中年学者，在冯先生面前都是晚辈后学。冯先生在这封信中，从用语到内涵，对他们表达了由衷的信任和推奖，甚至可以理解为敬意。冯先生所讲到的“罗丰先生的一部书”，是指罗丰的代表作《胡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文物出版社，2004年9月）。冯先生似乎担忧掌握人事权的领导不了解罗丰和他的著作的学术价值而可能影响到对罗丰的礼聘，所以，在信中三致其意，对罗丰的嘉许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为了聘请名家来国学院任教，冯先生真的是思贤若渴。接到冯先生的手书后，我和国学院的院长助理孟宪实老师与罗丰先生联系，得知他在兰州出差，我们二人立即前往兰州去拜访罗丰先生，转达了冯先生的诚意邀请。后来由于某种原因，罗丰先生未能如愿到国学院来，这在国学院而言，当然是很大的遗憾。 冯先生逝世之后，远在银川的罗丰先生专程赴京参加遗体告别仪式。当天午间，我设私人酒宴招待罗丰等十多位前来参加告别仪式的朋友。在我出示了冯先生当年的这一通手札，和罗丰先生等人共忆这段感人的往事，在座的诸位好友都不胜唏嘘！我还扫描了冯先生的手书信札，面交罗丰先生收藏。 冯其庸先生明确主张要不惜重金礼聘著名学者来国学院任教方面，还有一件往事，同样也是我无法忘怀的。我向冯其庸先生推荐，王子今教授是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难得的学科带头人，应该礼聘到国学院来。但是，人大能够提供的工资待遇，使我无颜对王子今先生谈起聘请加盟之事。冯其庸先生翻看了我面呈的王子今先生的代表作，很快表态：“为了引进人才，多花钱是值得的。家洲，你认定王子今是可以做历史学的带头人，我相信你的判断。他的工资由我们国学院的西域所经费中解决，给他和沈卫荣教授同样的待遇。”这就是王子今先生调入国学院的缘起。后来，王子今教授成为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至今依然工作在国学院教学科研的第一线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