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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责任担当，不能不提一件事。1935年3月，在决定是否攻打打鼓新场的会议上，在别人都赞成打的情况下，唯有毛泽东同志认为不能远途奔袭，打固守之敌，否则久攻不下，敌军来援，红军将四面受敌。他甚至提出，如果要打，就辞去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结果，大家真的举手通过了他的辞职。按说，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一般的人也就作罢了。但毛泽东不是一般人，他有那种高度自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事关红军前途命运，他越想越睡不着，越想越觉得不能打。深夜，毛泽东提着马灯，沿着狭窄的羊肠小道，找到周恩来，继续做说服工作。周恩来终于同意部队出发前召集大家再讨论一次。结果，第二天一早，传来情报，说敌情有变，蒋介石已经下令中央军向打鼓新场压了过来。显然，毛泽东的判断是对的，这一仗是不能打的。从会前判断、会中的坚持到会后的做工作，毛泽东的责任担当，赢得了大家的认可。 经过遵义会议，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方式和个性品格日益成熟。在中央苏区的时候，他给一些同志的印象是“有才干”，但“个性强”。毛泽东同志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经历了长时间的痛苦磨炼，深切地领悟到团结大多数的极端重要性。长征路上，他在中央领导层中一个一个地做工作，让正确的意见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这才实现了遵义会议的巨大转折。贺子珍回忆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对我感叹地讲：‘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她清楚地察觉到：“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有很大的变化，他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 一个领导团队的能力水平、一项事业的成败，与核心领导者的决策能力和政治智慧有很大关系。邓小平同志说，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第一代成熟的领导集体，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克服千难万险，通过大凉山彝族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克服张国焘南下分裂红军的危机，终于在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吴起镇。至此，中央红军胜利地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历史已是过往，但历史不能忘记。 1964年11月，毛泽东同志为遵义会议纪念馆题写了“遵义会议会址”。据考证，这是毛泽东同志一生中唯一一次给革命故迹题名。 （作者单位：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