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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有“昭公十九年矣，犹有童心”的说法。《史记》沿袭了这一记载。《鲁周公世家》载：“昭公年十九，犹有童心。”也可以说这是较早使用“童心”这一词语的文献。不过，《左传》以批评的口气言“童心”，《史记》却没有明显的否定性倾向。裴骃《史记集解》引东汉学者服虔对“有童心”的解释，是“言无成人之志，而有童子之心”。现在我们回顾历史，似乎“有童子之心”恰是许多有文化贡献的人们共同的值得肯定的资质。阅读《史记》这部中国史学童蒙时期的杰作，是可以通过其气质与笔法的朴实、清纯、天真，亲切体味著家的“童心”的。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的名家李长之在《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一书中，对司马迁于他所处时代的另一代表性人物汉武帝进行过比较。他注意到这两位历史名人有共同之处：“汉武帝之求才若渴，欣赏奇才，司马迁便发挥在文字上。汉武帝之有时而幼稚，可笑，天真，不实际，好奇，好玩，好幻想，司马迁也以同样的内心生活而组织成了他的书。”所谓“幼稚”“天真”“好奇”“好幻想”，正是“童子之心”的表现。 对于司马迁的“好奇”，西汉扬雄《法言·君子》早有评价：“多爱不忍，子长也。”“子长多爱，爱奇也。”因此才取得“《太史公》，圣人将有取焉”的非常成就。扬雄所谓“爱奇”，后人或直接称赞其“好奇”。欧阳修《帝王世次图序》说：司马迁“博物好奇之士，务多闻以为胜者”。徐孚远《史记测议序》也写道：“太史公志大而好奇”，“包举广矣”。 “好奇”而务求“多闻”，首先表现为历史资料收集之求之“若渴”，对于其中富有“奇”的意味的信息之深心“欣赏”。司马迁对于历史现象“包举”之“广”，可以说到了极致。就通过实地考察丰富历史体验、充实历史见识而言，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一一曾经说：“史公足迹殆遍宇内，所未至者，朝鲜、河西、岭南诸初郡耳。”司马迁勇敢叙写“当代史”为许多评论家所赞许。顾颉刚肯定对于“武帝之世”历史的记录，是“《史记》一书，其最精彩及价值最高部分”。又说，“武帝时事为迁所目睹，其史料为迁所搜集，精神贯注”，因而实现了“光照千古”的文化成就。 “好奇”还表现为历史观察视角之新异的追求。有学者评价：“《史记》记载同他有交往的，他常从他们吐谈中寻取这种便利……最可贵的，他还把这种关系深入到野人田父身上……”（卢南乔：《论司马迁及其历史编纂学》）《史记》避免了一般史书“不载民事”“未睹社会之全体”的痼病，能够“大抵详察社会，精言民事”（朱希祖：《中国史学通论》）。于是梁启超《中国史学革命案》写道：“（《史记》其书）常有国民思想，如项羽而列诸本纪，孔子、陈涉而列诸世家，儒林、游侠、刺客、货殖而为之列传，皆有深意存焉。”他关注司马迁此奇异之“深意”，于是感叹：“太史公诚史界之造物主也！” “好奇”表现为历史探索之创意，使得历史革新、历史推进的真实得以发现。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司马迁使到了他的笔下的人类的活动永远常新，使到了他的笔下的人类的情感，特别是寂寞和不平，永远带有生命”（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基于“童心”的“好奇”,还使得《史记》的文献形制和语言风格超越了以往的历史典籍。陈继儒《史记定本序》写道：“余尝论《史记》之文，类大禹治水，山海之鬼怪毕出，黄帝张乐，洞庭之鱼龙怒飞，此当值以文章论，而儒家以理学捃束之，史家以体裁义例掎摭之，太史公不受也。”司马迁突破了旧有的史书记述风格的局限，使得其“文章”呈示全新气象。俞正燮说《史记》可以看作司马谈与司马迁合著，然而，“至其驰骋议论，谈无与焉”（《癸巳类稿》卷一一《太史公释名义》）。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赞美《史记》“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所谓“驰骋”“疏荡”显现的“奇气”，无疑也是“好奇”追求的收获。人们公认《史记》成就了中国史学和中国文学共同的经典。班彪曾经赞誉这部名著“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视前，圣人之耳目也”（《后汉书》卷四○上《班彪传上》）。班固也说《史记》“贯穿经传，驰骋古今”（《汉书·司马迁传》）。梁启超肯定“《史记》自是中国第一部史书”（《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史记》）。崔适也称《史记》为“群史之领袖”（《史记探源》卷一《序证·要略》）。然而又多有学者指出，《史记》不仅于史学建设多所创制，还体现出全面的文化优胜。朱熹说“《太史公书》疏爽”（《朱子语类》卷一三〇《历代史》）。章学诚也有“深于《诗》者也”“千古之至文”（《文史通义·内篇五·史德》）的称誉。鲁迅也说《史记》不仅是“史家之绝唱”，亦“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读《史记》，正是高等级的美学享受。从司马迁著写的这部名著中可以品味真实的美，充沛的美，深沉的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