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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之说“汉武帝之有时而幼稚，可笑，天真，不实际，好奇，好玩，好幻想，司马迁也以同样的内心生活而组织成了他的书”。说到与“幼稚”“天真”“好奇”并列的“好玩”的“内心生活”，也许有人会联想到与汉武帝频繁出巡类似的司马迁的长途旅行。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说，《史记》的“奇气”，由自“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马存说，“其文奔放而浩漫”，“其文停蓄而渊深”，“其文妍媚而蔚纡”，“其文感愤而伤激”，“其文雄勇戟健，使人心悸而胆栗”，都与司马迁广泛游历对于不同的地理景观与人文遗迹的亲身体验有关。他说：“子长平生喜游，方少年自负之时，足迹不肯一日休，非直为景物役也，将以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观之，则其平生所尝游者皆在焉。”（凌稚隆《史记评林》卷首引马存语）这里所说的“方少年自负之时，足迹不肯一日休”，是可以与我们讨论的“童心”相互对照理解的。 对于自然的亲近，也是“童心”的表现。《史记》以较多篇幅引录汉赋文字，曾经受到一些《史记》《汉书》比较研究者的批评。比如明代学者王鏊《震泽长语》卷下说，《史记》没有载录贾谊的《治安策》和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是“疏略”于《汉书》。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也曾写道，对于贾谊，“专载他的《鵩鸟赋》《吊屈原赋》，完全当作一个文学家看待，没有注意他的政见，未免太粗心了”。其实，司马迁重视汉赋作品，除了内心的文学偏爱之外，可能还由于汉赋对自然景观的细致描绘，亦切合他热爱自然的心理。《文心雕龙·比兴》说，汉赋有“图状山川，影写云物”的优长。有学者甚至说：“汉赋有绘形绘声的山水描写，是山水文学的先声。”（康金声：《汉赋纵横》）有的学者分析汉赋“所铺陈的事物内容”，首先指出“山川、湖泽、鸟兽、草木”（姜书阁：《汉赋通义》）。司马相如《上林赋》有关草色林光“延曼太原，丽靡广衍，应风披靡，吐芳扬烈，郁郁斐斐，众香发越”等文句被收录在《史记》中，体现了司马迁特别的情趣，也为我们保留了宝贵的生态史料。 特别注意对事物细节的观察并有所思考，是儿童心理的特征之一。《史记》对历史人物表情的细致描绘，也与作者的“童心”有关。例如《史记》关于秦史，有一个特殊的语汇值得注意，这就是“得意”。秦始皇二十八年琅邪刻石：“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又说：“普天之下，抟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秦二世回顾先帝事业，言“作宫室以章得意”（《史记·秦始皇本纪》）。李斯以述职表功为主题的上书，也说到“治驰道，兴游观，以见主之得意”（《史记·李斯列传》）。《史记·六国年表》写道：“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贾谊《过秦论》中秦“得意于海内”的辞句为司马迁所重视，《史记·太史公自序》也使用了这一说法。对“得意”的关注，从这一政治表情分析政治心态，是《史记》政治史记录的独到之处。类似的例子，又如刘邦看到秦皇帝时感叹“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史记·高祖本纪》），项羽则言“彼可取而代也”。鸿门宴历史记忆之深刻，主要由于因《史记》所记述项羽、范增、项庄、刘邦、张良、樊哙等人物表情之生动（《史记·项羽本纪》）。 对儿童生活的关注，是《史记》超越诸多史书的独有特点。扁鹊为“小儿医”的故事（《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刘盈兄妹幼时随吕后参与田间劳作的故事（《史记·高祖本纪》），窦太后的弟弟窦少君“年四五岁”被拐卖从事苦工的故事（《史记·外戚世家》），童年汉景帝与吴太子游戏时发生争执，以博局掷击对方致死的故事（《史记·吴王濞列传》），张汤儿时审鼠处刑，“其文辞如老狱吏”，后来成为司法名臣的故事（《史记·酷吏列传》）等，都为司马迁所关注，一一载入史籍，成为我们研究汉代未成年人生活的重要史料。 我们在考察汉代的儿童劳动与劳动儿童时还注意到，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回顾自己早年经历时，说到在“年十岁则诵古文”之前，他曾经“耕牧河山之阳”。司马迁童年亲身从事“耕牧”实践的劳动生活，使得他与“野人田父”能够情感融汇，心灵相通。《史记》注重下层社会的物质生产与物质生活，也理解劳动阶级的精神体验，自然与这样的童年生活有关。《史记》于是如梁启超所说，能够“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我们思考汉代社会史、汉代未成年人生活史，乃至汉代文化史和汉代史学史，都不能不关注这样的事实。 （作者：王子今 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