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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先秦文献因时期不同而呈现不同的特征。夏商年代邈远，仅据《尚书》以及尚有争论的《诗经》中的《商颂》，或可略见一二。至于西周以至战国末，又可分西周、春秋及战国三个时期，各时期不同，其文献特征亦不同。对于先秦文献的传世与传播，本文仅作略谈。 先秦文献传于后世者，可据《汉书·艺文志》著录，略见大概。至于先秦原本，则久已失传。先秦文献的载体主要是简书，还有一些是吉金文字，载于青铜彝器上。简书不易存藏，汉时中秘所存之文献自然不可能保存到现在。近年来，随着考古的进步，地下出土了数量甚巨的简、帛文书，可以说填补了这个空白，使得后人对先秦文献原貌以及载体形态都有了深入认识。先秦文献种类主要是后人定为经类的六经文献（《乐经》在秦时佚失，故只有五经）、诸子文献，其他如医经、杂占、方术、神仙、图谱等，亦见于《汉志》。先秦文献与汉以后文献有较大的区别，因而也就具有自己的特征。首先是它的载体特征，先秦文献主要是简书，战国时出现了帛书，考古发现的长沙子弹库所出战国时期帛书，是为实物，但帛书的写作，在当时应当还不多见，如战国时惠子，号称其书五车，皆为简书。惠子身为魏相，所用还是简书，可见帛书未流行。先秦诸子学派蜂起，儒墨名法，皆有门徒，但大要以口说传授，实因简书繁重，不便携带，制作亦不易，若帛书流行，则不必以口说了。《论语》载子张记孔子的话，临时仓卒而“书诸绅”，亦见其时未用缯帛，而随身又未有简之缘故。简有规制，无论其制作还是书写，都不甚容易，因此先秦文献能书于简者，都需要有一定的财力和地位。简书体制，亦有区别，郑玄《论语序》注引《钩命决》说：“《春秋》二尺四寸书之，《孝经》一尺二寸书之。”孔疏谓因知六经之策，皆称长二尺四寸。先秦文献书写材料有简、有策、有方牍，简之所容一行字耳，30至40字不等。牍乃方版，版广于简，可以并容数行。凡为书字有多、有少，一行可尽者书之于简，数行可尽者，书之于方，方所不容者，乃书于策。据其尺寸及所书字数，六经中如《书》《礼》《春秋》等，皆繁重不便携带，也自然不便流传。 其次，先秦文献文字当为古文，汉时孔壁所出诸书，皆用古文，学者考证，此古文并非先秦史籀文字，当为六国时流行之文字。六国之前，当是史籀文字，孔子所读应当是这样的籀文。史籀文字书写和阅读都有难度，所以西周时小学生先要学识文字。《汉书·艺文志》说：“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此六书，据班固说，即史籀文字，与孔壁中古文不同。因此，先秦学者若不经学校教育，自然难以阅读和理解文献。 再次，先秦文献保管有一定制度。先秦，尤其是西周时期，官府掌其文献，《周礼·春官》记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之职，各掌专门文献，如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八法、八则。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郑玄注引郑众说：“志谓记也。《春秋传》所谓《周志》，《国语》所谓《郑书》之属是也。史官主书，故韩宣子聘于鲁，观书大史氏，《系世》谓《帝系》《世本》之属是也。”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诏王治，其职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郑玄注引郑众说：“以《春秋传》曰：王命内史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策谓以简策书王命。”是内史掌策书王命。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外令，郑玄注谓王令下畿外。四方之志，郑玄注说：“志，记也。谓若鲁之《春秋》、晋之《乘》、楚之《梼杌》。”三皇五帝之书，注谓即楚灵王所谓三坟五典。达书名于四方，注谓若《尧典》《禹贡》，达此名使知之。是见西周时文献皆由王官管理，由此亦可知先秦文献非普通人能够见到。春秋以降，所谓礼崩乐坏，官学下移，诸子由是得兴，产生了许多随着社会变化而来的新文体，如《老子》《墨子》以及其后的《管》《庄》《孟》《荀》等，这些都是私家著述。至于公家，因周天子位势衰落，诸侯坐大，僭越礼制，会盟征伐，皆不由天子。对于文献载籍的保管，春秋时自不如西周制度严谨，诸侯至于故意去其不利自己的典籍。《孟子·万章下》载北宫锜问周室班爵禄如何，孟子说自己也不清楚，原因是：“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故春秋典籍已遭到破坏，所以孔子自卫返鲁正乐，《雅》《颂》各得其所，是见孔子前《雅》《颂》已乱。虽然如此，如史书及《诗》《书》等文献，仍然有专职保管，如晋韩起至鲁国观《易》《象》与《鲁春秋》，叹为周礼之所在。又孔子如周观史，都见这些文献尚有制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