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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重历史记述的国家，有记述就有文献，我们从殷墟卜辞里可以见到当时的巫史是如何记述占卜活动的，同时，在一些甲骨的边缘部位还补充记述了属于叙事的内容，可见上古时人对于事件本身的看重。商代文献载录于《尚书》为后人所信者有《盘庚》，而《周书·多士》则明确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这是周公代成王训殷士人的话，可见是事实。我们从盘庚的训话中，看到他熟练地引用前代贤人的语录，可见出当时是有文献存世的，故可以被学习和引用。但以周时制度看，当时接触到文献的，主要是史官，而士子则通过学校教育来熟习并掌握文献。西周的教育还是比较普及的，地方有乡学，王庭有国学，按照一定规定招收学生，如八岁入小学，习书、数等，所谓小艺，十五岁入太学，习礼、乐、射、御等，所谓大艺。因此，西周的文献只能由主管典籍的官员以及学校的学生可以接触到。官学到了春秋时，逐渐衰落而终于废行，但据《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子产不毁乡校的事，则知这时乡校还存在。不过，私学也已经产生了。《吕氏春秋》记郑国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袴，民之献衣襦袴而学讼者，不可胜数”。邓析教民学诉讼，似乎属私学性质。私学最有规模者，自然非孔子莫属。孔子号称弟子三千，以《诗》《书》《礼》《乐》《易》等文献教弟子，今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孔子诗论》，是孔子教《诗》的实证。私学兴起，是春秋战国时期文献传播的主要途径。春秋时期社会变化易型，而往日之官学一变为私学，原先一统之学术亦为天下裂，道、儒、名、墨、法等各家兴起，众多的学术流派形成，正是文化普及的结果，而文献的熟悉和利用，则是其基础。论述先秦学派的文献，如《孟子》相关篇章、《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以及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等，于其间可见各家学派在先秦时的发展。此外，齐宣王时的稷下论学，集天下各家学派讨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髠、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这些都是拜私学兴起、文献广传之赐。战国学术除诸子外，策士亦是一大显学，策士奔走于诸国之间，以自己的学识和对诸国政治、外交的了解，游说诸侯，欲使诸侯能够接纳自己的意见，这不仅需要机敏的应对辩说的能力，更需要策士广博的知识，能够随机引用古典文献作为证据，因此，战国策士其实更需要熟悉文献。苏秦是战国策士中较为典型的人物，《战国策·秦策》记苏秦入秦，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回家后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文献熟悉与否关乎个人的荣辱存亡，自然马虎不得。随着私学的发展，诸侯国的政治、经济、外交的变化，士人群体的兴起，春秋以及战国时期的文献，较西周官学时有了很大改变，文献数量和种类都远远超过西周。以盟书为例，春秋时盟不由天子，诸侯屡盟，《春秋》记盟450次，则见各国盟书数量不鲜。又如公私间来往书信随诸侯外交频繁而产生，如《左传》成公七年记巫臣自晋遗楚子重、子反二子书，是春秋时一种新文体。至战国时，这种文体已经很发达了。其他如语、传、说、论，以及谣、谚、歌、赋等等，战国时呈现出文体繁荣昌盛的状况。因此，我们才能在《汉书·艺文志》著录中见到数量如此众多的先秦文献。 （作者：傅刚，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