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荀子是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之一，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系统阐释社会何以成为可能的思想家，其明分使群、群居和一等论述开创了传统社群观。《荀子》中的“群”具有社群和结群双重含义，在其社群观中居于核心的群居和一观念本质上是将“群”视为一个结构与功能有机整合的共同体。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出发，其社群观的内在逻辑便可一览无余。结构功能主义强调社会系统的各个部分都对整体发挥作用，从适应环境、实现目标、社会整合、维持模式四个维度揭示社会系统的功能性存在，而荀子的社群观与这一范式有着内在的契合性。 群则胜物，适应自然。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王制》）。荀子认为人胜万物皆因其社会性，个体难以独存于社群之外。然而，自然界中的许多动物也会结伴而行，这与荀子“彼不能群”的论断似相矛盾。实际上，他所谓的“多力”指的并非生物学意义，而是社会文化意义，正是由于具备了通过结群不断创新社会分工体系并创造复杂而精致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的良知良能，人类才能拓展社会关系，扩大活动范围，“制天命而用之”（《天论》），最终在与万物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荀子不仅从正面肯定了结群的意义，而且从反面论证了离群的后果，“离居不相待则穷，群而无分则争，穷者，患也，争者，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富国》）。 君者能群，共达目标。荀子认为好逸恶劳、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使然，那么，如何克服人性恶的弱点，使松散的个人形成具有一致行动能力的利益共同体就上升为一个政治问题。首先，荀子继承了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观，并将君臣关系置于父子关系之上，“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王制》）。在善群明君的统领之下，“千万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不苟》），反之亦然。其次，荀子阐明了君能群的可能进路，即“尚贤使能”（《君子》）。“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君道》），“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当则可，不当则废”（《王霸》），“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富国》）。可见，在荀子绘制的群居和一蓝图中，由儒家内圣外王思想衍生而来的圣君贤相模式是达致上下同心、群居和一的政治保障。 隆礼重法，整合社会。荀子从正反两面肯定了人的异质性及不平等性的天然合理性，“分均则不偏，势齐则不壹，众齐则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王制》）。“贵贱有等，则令行而不流；亲疏有分，则施行而不悖；长幼有序，则事业捷成而有所休”（《君子》）。荀子认为明分使群取决于礼与法，“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成相》）。“以善至者待之以礼，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王制》）。荀子主张以礼为纲，以法为纪，通过外部规范的强制力实现社会的整合。 化性起伪，维持模式。荀子既揭示了人性恶的一面，又承认了孔子“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和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可能性，进而提出了“涂之人可以为禹”（《性恶》）的命题。“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性恶》）。化性起伪是一个通过教化形塑社群共享价值观的过程，荀子将义视为社会存续以及治乱兴衰的最高价值准绳。“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礼义者，治之始也”（《王制》），“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大略》）。在重义的同时，荀子十分推崇音乐的教化功能，认为音乐可以实现个人内心的和谐，同化社群的观念与行为，“乐合同，礼别异”，“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