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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典（原名文聪），1891年12月11日生于安徽合肥（祖籍怀宁），字叔雅，笔名天明，室名松雅斋。1958年7月15日病逝于昆明。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安徽大学、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任教，在学术研究上成就卓著。 刘文典先生自幼受过良好的教育，后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哲学，又师从刘师培、章太炎等国学大师，得其真传，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版本目录学、校勘学等方面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同时在文史哲方面具有广博的知识，加之通晓英、日等多门外语，视域宽广，异国国情，了然于心，因而具有融通中西文化的能力，姑且不说学术研究方面，仅从他翻译的西学著作中就能看出他在这方面的能力。 在刘文典先生的学术生涯中，成就和影响最大的当属古籍校勘学（吴晓铃先生称他为“校勘学大师”），其中可以《淮南鸿烈集解》和《庄子补正》二书为代表。 《淮南子》是一部以老庄道家思想和儒家仁义思想为基础，又能集思广益，融合了诸子百家学说而编成的著作，虽然有些庞杂，但其中仍以“道”的概念为主线，总理全书，并将各个子系统连贯起来，成为有一定内在逻辑次序的理论体系。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既保存了许多先秦文化遗产和西汉中期以前的文明信息，又在学术研究上提出了不少创见和发人深思的问题，成为中国哲学发展史上一部重要著作。明代以前的学者对此书有过注疏之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功不可没，但问题也不少。至清代，较常见的是庄逵吉的校注本，其他一些学者虽然做过一些整理研究工作，但多散见于杂记之中，即便出过单行本，只是摘取书中的片言只语，虽多有匡正，但不载全文，加之检索难周，读者以难见全貌而引以为憾。更值得注意的是，此书在学者研究过程中，曾出现过“穿凿形声，竞逐新异，乱真越理，以是为非”（《淮南鸿烈集解·自序》）等等乱象。鉴于上述情况，确有必要对此书进行全面系统地校勘和整理，以求更加精审和完善。 他在撰写《淮南鸿烈集解》的过程中，勤搜各种版本，善于博采庄逵吉、王念孙、俞樾、孙诒让多家校注《淮南子》之长，广泛采辑《文选注》《太平御览》《群书治要》《北堂书钞》《艺文类聚》等资料，通过必要的梳理和过滤，准确对应，对《淮南子》进行“集解”。内证外证并重，以考诸家之异同，订其得失，疏通凝滞，得其真义。随文纠误，必有所据。又能通过多种分析比较方法来判断是非，辨别真伪，以达正理，“多所发明”“亦附其末”。此书首次全面而系统地对《淮南子》做了精审校勘，是一部带有总结性的著作，且被学界公认为校勘学方面的“权威著作”。胡适为此书作序推荐，称此书为“总帐式之国故整理也”，“以结前哲千载之讼争，而省后人无穷之智力”，“正所以为来日之经营导其先路也”，又称此书“最精严有法”，“成就独多”。此书一出，颇受学界关注和看好。从此，刘文典声名鹊起，时年三十二，正当而立之年。 该书于1923年由商务印书馆首次出版，其后十年间曾三次再版。1948年春，先生又对此书重校一遍，并用朱笔将其所得手批其间。20世纪90年代，我在张文勋先生的授意和指导下，根据刘先生的手批本，参照中华书局及其他版本做了重校，并将刘先生未曾发表过的手批文字补入有关正文下的注文中，使本书成为更完善的本子。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在《为祖国学术争光吐气——读〈刘文典全集〉》一文中说：“在近年各种学者文集中间，（《全集》）应属于最佳之列……比如《全集》所收《淮南鸿烈集解》，系据作者手批本重校，胜过通行的标点本；《庄子补正》亦以钞本与过去的排印本合勘，纠正了不少误处。仅以这两种书来说，《全集》即足以传世。” 刘文典先生完成《淮南鸿烈集解》一书后，又想仿照王念孙《读书杂志》的校勘方法，“一条条地”校正《庄子》一书。于是为撰写《庄子补正》做了各种准备，继而进行校勘。十五年间，断断续续，终于在1938年完成了《庄子补正》，但因战乱等原因，直到1947年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75年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了影印本，1980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排印本，1999年由安徽大学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重校本（收入《刘文典全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