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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范式：名花与美女，中西画融汇 在为民初的大众传媒开启多种范式方面，包天笑不愧被誉为“通俗文学之王”。他主编的《小说时报》封面是彩绘的时装女郎，先前印刷公共空间几乎为妓女所占据，现在代之以富于时代气息的知识妇女。内页的三色照片是以日本引进的珂罗版技术制版，登刊妇女时装与发式的照片，预示着都市日常时尚的永恒主题。而《妇女时报》则通过大量翻译欧美、日本的科学信息，从个人卫生、体操、饮食、心理、妊娠到婴儿养育等方面为妇女提供日常知识与经验，目的在于培养现代“国民之母”，其中不乏有关“贤母良妻”和“理想新家庭”的讨论，蕴含着发展都市“核心家庭”的空间想象。 时值清末“新政”时期，清廷所允诺的立宪改革催生了一批报刊杂志，如《东方杂志》《图画日报》《小说月报》等在推进社会改良的议程，而狄葆贤主办的《时报》，与《申报》《新闻报》并列为上海三大报纸，更以时政批评与报式革新著称，其旗下的《小说时报》以先进印刷与视觉技术在杂志界居引领地位。绘制封面的徐咏青是早期接受西洋画法的画家，他“是徐 家汇天主教堂土山湾孤儿出身，学画后在土山湾孤儿院图画馆画圣像多年，有着扎实的西画基础，水彩画技巧尤为熟练，所以他的风景月份牌很受欢迎，名气很大”（《老上海广告》，上海画报出版社，1995，页14）。 1914-1915年出现的《民权素》《礼拜六》《中华小说界》《香艳杂志》《女子世界》《繁华杂志》《小说新报》等十余种杂志皆遵循《小说时报》的封面范式，更增强了名花与美女的搭配，将古典传统与西画技法相融汇，与民国建立后强调文化本位有关。为这些封面作画的有徐咏青、丁悚、沈泊尘、但杜宇、郑曼陀、周柏生、周慕桥、胡伯翔、钱病鹤、丁云先等，在技巧上更趋成熟，印刷质量也有提高，特别像周柏生为《中华小说界》画的封面，百年前印刷品看起来细腻亮丽，仍然抢眼。 这批专业画家的形成与中国现代美术的起源密切关联。本来晚清以来传教士已开始传播“眼见为实”的科学观，如《点石斋画报》等采用透视法与照相石印技术已在传播复制“真实”的观念，产生了吴友如等优秀画家。经过土山湾天主教堂的绘画工场以及周湘创办的图画美术院，至1912年刘海粟、张聿光等人创办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设置人物写生等课程，采用透视法、明暗光影、肖像画水彩擦色等技法，“西画”通过教育机制而落地生根。 海派画家有商业性的一面，但正像刘海粟大力输入西画作为“美育”“救国”之具，也有人文抱负与美学追求。1914年《大共和画报》上刊有刘的风景写生“美术画”，意在推广西画。画家们不仅创作杂志封面，还画月份牌、百美图，或为报纸、杂志或书籍画插图，常是多面手。周慕桥是《点石斋画报》的画师之一，也是月份牌名家。丁悚极其高产，几乎到处可见他的丁字尺式的姓氏签名。他和沈泊尘也都擅长“百美图”，沈的《新新百美图》（1913）和丁的《百美图》（1915，1916）相继问世，其中女子形象窈窕纤细，宛现古代仕女的抒情意趣，与月份牌的写真画风形成不同的审美趣尚。 美女图像畅通无阻，今日仍是大众纸媒的不二法门。在中国，从《楚辞》以来“香草美人”的抒情传统本来源远流长，清末文人喜爱《红楼梦》，遂感染了贾宝玉式的女子崇拜，已含有男女平权的萌芽，在民初，女性更是成为传递现代性价值与美好未来的象征符码。在清末吴友如的《海上百艳图》中，妇女坐马车在大马路上兜风、吃西餐、打桌球、拍照相等，似乎能自由出入公共空间，其实那是以妓女生活为蓝本的虚拟表现，而广大女性走向公共空间还阻力重重，仍遭到守旧人士的訾议。在民初“共和”理念的驱动下，她们仿佛一下子冒出地表，享受自由的空气，急速朝向公共空间移动。杂志封面所描绘的野外写生或摄影、挎包上学、邮筒投信、火车旅行，或打羽毛球、灯下读书、弹钢琴、拉小提琴等，都是女学生或良家闺秀，虽然高领窄袖仍不脱清末妓女的时装款式，但不像《海上百艳图》中的娱乐与消闲，她们被形塑为受现代教育洗礼的新女性，将在新的民族国家中扮演公共角色，事实上正如第十五号《小说时报》封面上那个手中拿着一只代表民国五色旗的灯笼的女子，她们被赋予一种新国民的身份，也将承担比从前的妇女更为复杂而艰巨的任务。 受了西洋美术观念的影响，有些杂志中刊登女子裸体图，给传统观念带来冲击，后来刘海粟的美术学校雇佣女模特儿作课堂写生，引起轩然大波。在民初画家中郑曼陀以美女月份牌蜚声一时，然而一些妇女听说他的月份牌是把妓女当模特儿画出来的，就不再买他的月份牌，把已买的丢了出去。更惹麻烦的是郑曼陀还出售裸体女子的图像，有女子投书与《时报》，指斥他败坏道德，并假借法院的名义要对他提出起诉。这两件事都说明妇女的公共自我表达，而媒体也在形塑女性的不同身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