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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背后的妇女解放 女性解放是文明程度的标志，而民国刚成立则以一记响亮耳光拉开了妇女解放的大幕。由于《临时约法》没有赋予女子选举权，女子参政同盟会的领袖唐群英在南京参议院当面责问宋教仁，且怒掴其颊。史谦德（David Strand）在其近著《未完成的共和》（An Unfinished Republic: Leading by Word and Deed in Modern China）一书中认为这事件象征性地开启了一种“新型的政治”。的确首先是她们带来了新时期的希望和勇气，在给参议院的上书中宣称：“兹幸神州光复，专制变为共和。政治革命既举于前，社会革命将踵于后。欲弭社会革命之惨剧，必先求社会之平等，欲求社会之平等，必先求男女之平权。”（《妇女时报》1912年6月）要求从“政治革命”转向“社会革命”即要求结束专制和革命而从事和平改良的建设，这不仅是女性、也是国民的心声。女子参政运动步履艰难，但男女平权观念深入人心，如杨尘因的1916年小说《新华春梦记》所描写，听说袁世凯要当皇帝，妇女们议论道：“咱们自从共和以后，虽然莫得着十二分的大好处，但是天天听着人说男女平权、男女平等的话儿，好像你们那些男子汉是要把咱们妇女看得重些。我们妇女中有那些聪明的，也就狠想拼命出头，求一个独立生活，仿佛自己也都不以妾媵之辈自待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页1009）从这里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可见一斑。 民初数年间女性报纸杂志空前繁盛，如《女子白话旬报》《神州女报》《妇女时报》《妇女杂志》《中华妇女界》《女子世界》《眉语》《莺花杂志》等，有的直接由女性主编。妇女参政运动得到《妇女时报》的大力支持，周瘦鹃的《泰晤士河畔女子要求参政之怒潮》一文翻译介绍了20世纪初由潘葛司(Emmeline Pankhurst，又译潘克斯特）所领导的英国女权运动，充满激情地说“今我国隆隆春雷，亦已发大声于海上。一般女子，渐有政治思想，印入脑海之中”。因此他把这篇文章介绍过来，为妇女参政运动摇旗呐喊，并希望她们要坚持斗争，“非盾于坚厚之实力不为功，其毋为欧西女子所笑也”。 尤其突出的是《眉语》杂志，其开张广告出现在1914年11月14日的《申报》上，由“高剑华女士”担任主编，宣称“本社乃集多数才媛辑此杂志，锦心绣口，句香意雅，虽曰荒唐演述，闺中游戏，而谲谏微讽，潜移默化于消闲之余，未始无感化之功也”。它以“游戏”、“消 闲”方式通过美文来达到“感化”功能。所谓“多数才媛”是一个女性编辑团队，据台湾学者黄锦珠的考证，杂志中发表作品的至少有十位女作家，总体上表现了去政治化而回到女性自我的特点，宣扬西式爱情观和夫妻平权的闺房之乐，在与父权价值体系的纠结中闪烁着个人的私密情欲。如冯天真在小说《悔教夫婿觅封侯》里描写女主人公大义凛然鼓动其丈夫奔赴武昌加入辛亥革命，结果捐躯疆场，遂后悔自己盲从“为国宣力，为民造福”的观念，这说明在对于民初政治的幻灭与反思中产生了以个人和家庭为重的意识。 最显得另类的是《眉语》再三以裸体女郎作为封面，高剑华在《裸体美人语》不无自譬地把“裸体美人”作为一个纯洁无暇的比喻，藉此批评由于西化与革命所带来的道德腐败。另一方面把杂志放到首饰店、绸缎店、香粉店、药房、眼镜公司等处，行销上十分成功。《眉语》共出版了18期，这种女性本位的立场对于中国传统来说是一种大胆的挑战，遭到当局的禁止而停刊。 女性不仅发声，也到处现身。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中说当初办《小说时报》时要登刊时装美人的照片，但“当时的闺阁中人，风气未开，不肯以色相示人”，因此只能向妓女要照片(页339)。而在民初几年里闸门打开，杂志上出现大量女性影像，遍及各个阶层，不仅具商业效应，也与各杂志的宗旨与策略有关。比方说《礼拜六》侧重文学，如上文说的把吕璧城与迭更司的照片一同刊出，意味着在世界文学中确认中国作家身份。王均卿主编的《香艳杂志》凸现新知识女性，“新彤史”这一首要栏目专刊闺阁名媛传记，表彰“女界伟人”薛锦琴、吴孟班或为反清革命献身的烈女。在各地从事教育、文学、美术、医务等工作的知识妇女浮现于公众视域之中。编辑团队除了男的还包括两位女编辑———“鬘华室主”徐婉兰和“平等阁主”俞佳钿，每期有她们的诗话或笔记专栏。俞自述其走南闯北从事教育的经历，后来在上海经商，发起组织女子实业进行会，所谓“设商肆与海上，为女界破天荒之举”，自豪之情溢于言表(第1期，约1914年6月)。王钝根、陈蝶仙主编的《游戏杂志》更关注演艺界，“女新剧家”是个新事物，其时男女不同台的禁令被打破，男女同台演出，还出现女子新剧团。另如包天笑的《小说大观》和李定夷的《小说新报》主要刊登妓女照片，如配合新世界游艺场举办的“花国总统”选举，或积极参加救国储金会的爱国活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