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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益对草原交通史的认知 乌云毕力格汇编的45幅《蒙古游牧图》，第一幅即列入《内外扎萨克蒙古交通图》的《内蒙古中部和喀尔喀左翼交通图》，描绘了从察哈尔特别区域到外蒙古的三条“通道”，沿线的各地画得密集而清楚。 第二幅《卓索图盟喀喇沁中旗图》，明确标示“黑砂口”“关郊”“喀拉抄道”“大辇子”“横道子”“东来店”等地名，其中一处“新地仓”，当是物资储运地。标示“公之住址”“王之住趾（址）”之地，当为便于行政管理而设。此外，图中有“额布台”“乌龙台乌里雅苏台”“乌里雅苏台岭”“松树台”“松树台口”“狭台河”等出现“台”字的地名。“乌里雅苏台”在《清史稿》中出现了360次，可知其重要性。而“乌里雅苏台将军”“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等衔号，亦显示这一地方的政治地位。《清史稿》卷七八《地理志二五》外蒙古条注：“许俄人在乌里雅苏台通商，俟商务兴旺，再设领事”，明确了其交通位置的重要性。而“台”，既是军事设施，也是交通设施。《清史稿》卷一三七《兵志八》记载：“其军台之制，始于顺治四年，自张家口迤西，黄河迤东，设台三百四十四座，台军七百三十二名。”“其内蒙古通驿要口凡五道，曰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杀虎口，以达于各旗。内蒙路近，商旅通行，水草无艰。其外蒙古之驿，则由阿尔泰军台以达于边境各卡伦。康熙朝征准噶尔时，设定边左副将军，而外蒙古军台之设，由内而外，其制始密。自察哈尔而北，而西北，而又西，迄乌里雅苏台，共置四十八台。”——这里说的是“驿”和“台”的关系。 《卓索图盟喀喇沁中旗图》还著录了“驿”，如“黑色谷驿站”，又以特殊图标显示了“旧察罕城馹站”，“馹站”就是“驿站”。又《昭乌达盟阿鲁科尔沁旗图》标示“喜峰口驿传驻守三音哈克蒙古第八台”。中文目录为292.2.3595者原无标题，整理者题《中华民国察哈尔省北部公文传递路线图》，自“张北”向西北方向、自“二台”至“廿二台”序列完整，分别标写各“台”相距里程。以“台”列名，应是清代以来邮驿秩序的遗存。 据乌云毕力格介绍，波兰学者科特威茨收藏的一幅1805年的蒙古地图，描绘的主题就包括“道路、驿站、边疆鄂博”，可知对草原交通信息的重视，是同类古地图文物绘制的传统。《卓索图盟喀喇沁左旗图》以墨线绘出“官营子行走路途”，又以四个带有箭头的红色线段显示“行走”方向，这是交通史研究者应当珍视的史料。 综观《蒙古游牧图》，可知地图对“鄂博”的重视。“鄂博”即“敖包”，有交通标志的意义。清人姚兴滇《塞外竹枝词》：“鄂博遥看知远近，如飞一骑马蹄忙。”其自注“夷人每出必骑，骑必驰骋。垒小石于山巅，为之鄂博，以志远近。”《昭乌达盟巴林左右二旗图》多处标示某某“山”、某某“砂碛”，即山地和沙漠的显示。又有一处标记“大板”，应当即“大坂”或“达坂”，可能是与交通有关的地貌。类似的说法在汉文史籍中早已出现，《续汉书·郡国志五》可见“大坂”，曹植《赠白马王彪》有“脩坂”，更早的《史记》卷一○一《爰盎晁错列传》中出现的“峻阪”或许意义更为相近。 《卓索图盟喀喇沁左旗图》中的“石桥”，《昭乌达盟巴林左右二旗图》“希拉穆林河”上的“公主桥”，有描画细致的桥的图形，除了为交通史保留重要信息外，也可为桥梁建筑研究提供历史资料。 《蒙古游牧图》中类似的与交通相关的史料还有多种形式的表现。相信经过进一步的认真分析和科学考察，可以增益我们对中华文明进程中历时长久且意义深远的草原交通史的认识。对于《蒙古游牧图》草原交通史料价值的肯定，或可成为学界朋友们的共识。 （作者：王子今，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