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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一些学者提出，继20世纪初期的第一次重建，中国古典学正经历着近代以来的第二次重建。然而，围绕“中国古典学”产生的诸多问题与讨论，学界仍存在不同认识，有学者径直以“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表达忧虑。据此，记者采访了国内多位相关学者。 近年来，随着出土文献“井喷”式的出现，重建中国古典学的呼声日益高涨。一些学者提出，继20世纪初期的第一次重建，中国古典学正经历着近代以来的第二次重建。然而，围绕“中国古典学”产生的诸多问题与讨论，学界仍存在不同认识，有学者径直以“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表达忧虑。据此，记者采访了国内多位相关学者。 产生：并非“以西格中”的产物 就中国而言， 从广义上讲可将至清代为止的中国古代知识体系和为学方式当作古典学研究的对象；从狭义上讲又常把最早期的古代文明即到中国先秦时代为止的文明当作古典学研究的对象。 在一些学者看来，中国古典学是参照西方的古典学而提出的，其与本已较为模糊的“国学”概念存在交叉、重合之处。那么，其是否具有存在的“合法性”？ “近代因为受西方学科体系影响，文史哲三大门类建立起来。古典学近年之所以大热，是因为出土文献大量涌现，而这项研究，靠文史哲某一门类，都无法单独完成，必须通力合作，需要一个名称来统合本来分散的力量，在一个统一的旗号下形成一股合力，于是‘古典学’应运而生。”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曹峰认为，不能绝对地说中国古典学是参照西方的古典学建立起来的。这种由出土文献催生的学问体系，虽然名义上借用了“古典学”，似乎来自西方，但实际上其研究的格局、视野、方法，反而最贴近中国古典之现实。因此，在框架、方法上简单搬用西方，“以西格中”，是文史哲各学科需要反思的问题；“古典学”的成立，正是对“以西格中”加以反思后产生的新局面。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李咏吟也表示，中国古典学是一个学术概念，西方古典学也是一个学术概念，特别指一个专门的学科研究领域，即研究古希腊古罗马的专门学问。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比附性，研究内容也完全不同。之所以单设古典学，是为了突出古典文明及其承载的精神所具有的原创性思想价值。 对于“中国古典学”、“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国学”这三个常提的学科或研究方向，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辨析道，“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指研究有史以来到先秦两汉时期中国早期文明的学问；按照裘锡圭先生最新的定义，“中国古典学”指“对于蕴含着中华文明源头的先秦典籍的整理与研究”。他认为这是目前对“中国古典学”最为准确的界定。这三个学科或方向的概念从小到大依次为：“中国古典学”、“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国学”。 原则：“疑古”与“信古”皆不可走极端 近代以来，中国古典学的第一次重建，始自20世纪初胡适等人要求对传统的上古史和古典学进行全面的理性审查。之后顾颉刚开创了古史辨派，掀起了疑古浪潮。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院课上，针对疑古派过分怀疑古史的倾向，提出“二重证据法”。 今天，重建和发展中国古典学是否意味着完全舍弃疑古？多位学者表示，现在被归到王国维名下的“二重证据法”，实际上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方法。古典学的重建并不能舍弃传世文献而过度依赖甚至盲目迷信出土文献，而应在研究中将两者结合起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吴锐表示，“疑古”不是量的问题，而是分析某一条材料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历史，因此要加以辨伪。出土文献的价值不一定优于传世文献。比如，今人往往举出许多出土资料证明今本《大戴礼记·帝系》记载的正确性；其实帝系的形成，有神话，有依托，出土文献依然夹杂这样的“伪”，同样需要辨析。 刘钊称，近几十年来对出土典籍的研究，让我们进一步认清了“疑古派”的弊端和不足，但其所秉持的审慎态度却是吾辈应当继承的宝贵精神和优良传统。面对典籍和史料，我们既要坚持正确的“疑古”，又要采取科学的“释古”。对于研究中国传统学问的人，尤其是研究“中国古典学”的人而言，“二重证据法”是不二法门。 他还提出，传世典籍和出土文献是“中国古典学”内涵的主要构成，犹如车之两轮、门之两扇，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出土文献的情况很复杂，学派的问题、文本系统的问题、抄手的问题，都会造成差异和错误，有时反映出的面貌也会“地下”不如“地上”。加之有时从某一时段、某一问题、某一类内容来看，地下资料太少，远不如传世资料丰富，也只能更多地依赖传世典籍得出结论和推论。 “二重证据法”走向极端也有问题，例如，看见“子曰”就说是孔子之言，看见大型的早期遗址就跟某个上古帝王画等号。这类倾向让曹峰等学者感到忧虑。他表示，“疑古派”的出现，背景很复杂，由于批判意识、科学精神和实证主义系20世纪近代意识的产物，而其走向极端便会有失偏颇，那就是怀疑一切、什么都不敢用。王国维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同样强调科学精神和实证主义，但意识到不能走极端。 发展：打破学科间“不相往来”之壁垒 20世纪初期，我国开始大规模采用西方的学科分类体系及相应的学术研究和教育制度。古代文史哲不分家，现在“老死不相往来”，学问越做越小、越做越死，实际上是引进学科分类之后造成的弊端。作为对其反思和纠正的中国古典学，其发展将可能为打破学科壁垒等带来新气象。 出土文献的出现，不仅激活了传世文献，而且可以打通文史哲不同学科的界限，使大家通力合作，恢复中国古典的原貌，做出符合中国古典实际的大学问。 曹峰强调，今后的研究应该特别注意论据的客观性、结论的有效性、反证的可能性、把握的分寸感，以及对多元结论的宽容、对正确结论出现的耐心及对大体系、大构建之危险性的警惕。 李咏吟则主张，我们远远没有充分发掘先秦思想中积极与优秀的内容，当下应有更多的建设者，在继承古典学已有成就的基础上，创造性地重构辉煌的中国古典文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