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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视察时明确指出：“黄帝陵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一句话，言简意赅，准确概括出了黄陵祭祀的意义和实质。 黄帝自古就是中华民族共同遵奉的人文始祖。他创立制度，发明械器，设置历法，其仁化广及，恩洽鸟兽。仙逝后，四海若丧考妣，无不悲痛。那时还没有纪念碑，甚至连文字也没有，各地人民遂起土为冢，或建成庙宇，祭醊哭泣，以寄托哀思。这便是黄帝陵庙和其它遗迹并不止一处的基本原因。到了秦汉，阴阳五行说大为流行，黄帝被托祀为中央之帝，太昊被托祀为东方之帝，炎帝被托祀为南方之帝，少昊被托祀为西方之帝，颛顼被托祀为北方之帝，于是才有人视中原新郑为黄帝之居，被皇甫谧以“或说”的形式载入《帝王世纪》，后又被梁人刘昭在注《续汉书?郡国志》时引用。众所周知，这套由阴阳家依照五行生克之理所铺排的五方帝并不是真历史，充其量可算做一种文化。如，少昊族的活动区域本在山东曲阜一带，但汉人把他配成了西方之帝，所以就称华山为少昊之墟。新郑被称为有熊氏黄帝之墟的缘由与此完全类似，带有极大的人为成份。现在，某先生把新郑为黄帝故里说得像板上钉钉一样的不可摇撼，而所依据的材料却是普通史学工作者都懂得必须慎用的《帝王世纪》，未免有失大家风范。 自汉至唐，国家统一日久，通过规范对先代帝王的祭祀制度来强化民族认同和政治认同就显得非常必要。唐代宗大历五年，鄜坊节度使臧希让上言：“坊州有轩辕黄帝陵阙，请置庙，四时享祭，列于祀典。”得到了代宗的批准，从此，隶属于坊州的陕西桥山黄陵便成了皇家致祭的对象，正式进入了朝廷的礼制系统。宋太祖承唐末及五代十国丧乱之余，一即位便频下诏书，为黄帝陵置守陵五户，命“春秋祠以太牢”，凡有“隳毁者”，皆“修葺之。”明朝建立，朱元璋更于洪武四年让礼部“定议”，将全国的“合祀帝王”减少到35位，并按一人一处的原则，明确上陵祭祀的地点，其中，黄帝的致祭场所被确定在当时的中部县，即今黄陵县。除此而外，他还特下诏旨，规定在每年仲春和仲秋的朔日，遣使致祭，每三年则由皇帝“出祭文、香帛，传制遣太常寺乐舞生赍往所在，命有司致祭。”为了保证规定得到不折不扣的落实，又要求陵置一碑，“刊祭期及致牲帛之数。”同时，为黄帝陵专置了五品护陵官。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经过唐代宗的创设、宋太祖的恢复和明太祖的整顿，对历代古帝王陵的祭祀已经相当规范。至于庙祭历代帝王，正如一些学者所说，也应始自于唐，由于是从方便皇帝出发、为避免祭陵旅途劳顿而设，故历代帝王庙必建于首都，绝对与新郑无关。皇家制度的严肃性和神圣性，也必然使在陕西桥山进行的祭黄活动带上唯一性和排他性。正因为如此，不仅洪武以后的永乐、宣德、景泰、天顺、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天启诸朝都屡屡遣使到中部县祭黄帝陵，而且清代也完全沿袭有明，毫无所改，唯规模更大，仪式更加隆重。民国时期，一仍其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