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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本文献在形制、内容、字词、校读符号等诸多方面都与刻本文献大异其趣，面貌迥殊，很有必要从“版本学”分化出一门独立的“写本文献学”进行研究。 我国古代文献的传播大体可分为铭刻、抄写、印刷三个大的阶段。铭刻是指用刀凿或硬笔在甲骨、铜器、陶器、碑石上刻写，传世的文字资料包括甲骨文、金文、陶文及石刻文字等。抄写是指用毛笔或硬笔蘸墨或朱砂在竹、木、帛、纸等材料上书写，按其载体不同，又可分为简帛和纸本两类。印刷是指采用刻版或活字排版方式印制书籍，其印刷物称为刻本。写本相对于刻本而言，主要指刻本流行之前的手写纸本文献。至于使用时间更早的竹简木牍和缣帛文献，虽然也系手写，但通常称为简牍帛书，一般不称写本。 写本的流行与纸张的发明有关。大约西汉时期，我们的祖先发明了造纸术，东汉蔡伦又对造纸术加以改进。由于纸张薄软轻灵的特质，且原料易得、价格低廉，“莫不从用焉”。魏晋时期，纸书渐多。东晋桓玄下令“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从此，纸张取代其他文字载体，成为主要书写材料。书籍的流传也从铭刻、简帛时期迈向写本时期。 从东汉至北宋，写本文献流行了一千多年，是这一时期中华文明传承的主要载体。但由于宋代以后刻本流行，写本古书风光不再；随着时间推移，一些早期的古写本日渐湮没无闻。清末以来，国内外的科学家和探险者先后在甘肃、新疆、陕西一带发现了早期写本文献，包括西汉文景时期古地图、晋代《战国策》、《三国志》等写本，但数量有限。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打开，从中发现大批唐代前后的写本文献，震动了整个世界。民国以后，又有吐鲁番文书、黑水城文献、宋元以来契约文书、明清档案等众多写本文献公诸于世，辉耀世界。写本文献的数量充盈，重回世人视域之中。于是，写本文献开始与刻本文献比肩而立，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宝贵文化遗产的两翼。1925年，王国维在题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的演讲中讲到，近二三十年古器物图籍有四大发现： 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 王国维所讲的后四大发现，写本文献占了半壁江山。从数量上说，写本文献也不遑多让，据粗略统计，吐鲁番文书、敦煌文献、黑水城文献总数分别达5万、7万、2万号左右；宋元以来契约文书的总数尚无法预估，仅徽州契约文书总数就在50万件以上；明清档案更是多达2000万件，数量之丰、方面之广、内容之富，令人惊叹。这些写本文献，分门别类而言，学界已做过或多或少的研究，但作为整体而言，尚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事实上，写本文献在中华文明传承中具有重要地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