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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本文献是古代文献传承中的重要一环。我国传世的古书，主要以宋以后刻本的面貌呈现。而刻本以前的情况如何，往往不甚了然。其实，唐以前的古籍流传至今，必然要经过宋代以前一次又一次手抄相传的过程，写本是古代文献传承中极为重要的一环。这些写本古籍因其去古不远，未经后人校改窜乱，更多保存了古书原貌，是古书整理校勘最可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以前，由于传世写本太少，古书传写情况不明。现在随着大批写本古籍的出现，我们对写本阶段的情况有了较多了解，原先的许多疑难，也因写本的发现得以解决。居今日而谈古籍整理，必须留意古代文献传承中写本文献这一原本缺失的环节，必须对敦煌吐鲁番等文献中保存的古写本给予足够的重视。 写本文献保存了大批世无传本的佚典。写本文献中既有传世古籍较早的抄本，也有大批世无传本的佚典。如西晋道士王浮撰《老子化胡经》，是反映当时道教与佛教斗争的重要资料，唐高宗、唐中宗都曾下令禁止，后又列元世祖下令焚毁的《道藏》伪经之首，从此亡佚，而敦煌文献中却有该书的6个写卷，可借以窥知原书的基本面貌。又如晚唐韦庄《秦妇吟》诗，为现存唐诗第一巨制，描绘了黄巢起义惊心动魄的历史画面，是当时家喻户晓、风靡一时的名篇，但不久以后却突然失传了，而敦煌文献中发现了9个《秦妇吟》写本，其中敦煌金光明寺学仕郎张龟写本，距韦庄创作此诗仅隔22年。诸如此类，不少久已失传的古书在敦煌写本文献中得到保存，一线孤悬，殊可宝贵。 写本文献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学术史。20世纪初以来，大量写本文献的发现，重新改写了中国古代学术史。胡适指出，“在敦煌的书洞里，有许多唐、五代、北宋的俗文学作品。从那些僧寺的‘五更转’、‘十二时’，我们可以知道‘填词’的来源。从那些‘季布’、‘秋胡’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小说的来源。从那些‘《维摩诘》唱文’，我们可以知道弹词的来源。”郑振铎在谈到敦煌变文写本的学术价值时说：“在‘变文’没有发现以前，我们简直不知道：‘平话’怎么会突然在宋代产生出来？‘诸宫调’的来历是怎样的？盛行于明、清二代的宝卷、弹词及鼓词，到底是近代的产物呢？还是‘古已有之’的？”自从敦煌宝库发现了“变文”的一种文体后，一切的疑问，才渐渐得以解决。这个发现使我们对于中国文学史的探讨，面目为之一新。胡适、郑振铎当年所见仅仅是敦煌写本的一小部分，涉及的也仅仅是其中的“变文”、“五更转”、“十二时”等俗文学写本一类，然而对文学史的研究，这小小的一部分影响就如此之大，那么，所有敦煌写本乃至其他写本文献的学术价值之巨，恐怕我们怎样估计都不过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