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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本文献真切展示了普通百姓的生活面貌。传世古书大抵是以社会上层人士为中心的，而写本文献有大量反映百姓生活的公私文书，如名籍、户籍、田籍、手实、差科簿等籍帐文书，买卖、佃租、雇佣、借贷、分家等契约文书，律、令、格、式、判集等法令文书，什物历、入历、破历、诸色入破历算会牒等会计文书，社条、社司转帖、社历、社牒状等社邑文书，庆佛文、行城文、禳灾文、满月文、娘子文、入宅文等斋文、书仪范文，以及告身、信牒、公验、诏敕、度牒、戒牒、书状等官私文书，数量浩博，内容包罗万象；其作者多为来自社会底层的经生释子、信众社人及仕子学郎等，文化水平不高，所抄文本多系个人自用，大多没有经过加工改造，原生态，接地气，真切展示了普通百姓的生活面貌，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研究中古以来各阶层社会文化生活的宝贵资料。 写本文献推动了一批新学问的诞生。王国维认为，“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写本文献的大量发现和刊布，同样催生了一批新学问，如吐鲁番学、敦煌学、徽学、古文书学等等。又如写本文献是魏晋以来各种字体积存的大宝库，是异体俗字的渊薮，推动了俗文字学、近代汉字学等新学问的诞生；吐鲁番文书，敦煌文献中的变文、曲子词、王梵志诗，以及愿文、契约等社会经济文书、宋元契约文书，包含大量方俗语词，是近代汉语语料的渊薮，孕育并推动了中古汉语、近代汉语、俗语词研究等一些新兴学科的发展。 总之，从东汉至清末，写本文献源远流长，传承有绪，与刻本文献比肩，已经并将继续改写中国学术文化的历史。面对巨量写本文献，如何正确整理、准确理解并弘扬利用，需要我们揭示并把握古代写本的特点。事实上，写本文献在形制、内容、字词、校读符号等诸多方面都与刻本文献大异其趣，面貌迥殊，很有必要从“版本学”分化出一门独立的“写本文献学”进行研究。诚如方广锠所言，“从东汉到北宋，写本的流通期约1100年；而从东晋到五代，写本的盛行期约为700年。遗憾的是，敦煌藏经洞发现之前，中国传世的宋以前写本极为稀见，大多深锁于宫掖，少数秘藏于私家。一般的学人，既难得一睹，亦无从研究”，“后人论古籍，言必称‘版本’，且唯以‘宋版’为矜贵。写本研究的缺失，起码使700年学术文化之依托难明”，“由此，敦煌遗书还将孕育一门新的学问——写本学，这一学问的产生将对中国中古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开拓作出贡献”。可见，学界对创建这门学问充满了期待。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敦煌写本文献学通论”负责人、浙江大学“一带一路”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