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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是凝固时间截取空间的媒介，它常常唤起人们的“地点感”：照片拍摄于何处？照片再现的是什么地方？照片印制于哪里？流传于何方？摄影的空间地理学意义在于它可以同时创造地点（place）和空间（space）。地点和空间是相辅相成又相互区别的概念，段义孚认为“空间是机动的，而地方是静止的”，地点是有意义的场所，“一开始毫无差别的空间，随着人们更深入的了解并赋予其价值，从而成为地点”。 作为历史遗迹的明孝陵既是地点也是空间，它从修建伊始就是历史与记忆、怀古与认同的场所，并在人们的走访游历和照片再现中成为意义不断丰富的表征空间。表征空间通过想象得以实现，是“融入我们日常生活方式中的感觉、想象、情感和意义的生存空间”。 明孝陵是明太祖朱元璋和马皇后的合葬墓，“仅陵园四周筑成的皇墙就有45华里，几乎把钟山全部包括在内”，明孝陵建筑群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从下马坊至大金门，属于孝陵外郭城正门前的引导部分；第二部分从大金门至陵宫，包括从神道向两侧延展的整个钟山区域；第三部分是陵寝主体，包括陵宫、宝顶、宝城。由于朝代更迭、战乱频仍，明孝陵建筑群多次遭毁损，成为遗址空间和随意踏访的游览胜地，这里不仅有建筑残骸、人的痕迹，也是充满想象的凭吊场所，激发情思与记忆的场所。围绕明孝陵，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在此汇合，不同的主体和不同的行为在此交错。 19世纪末20世纪初踏足明孝陵的国人、西人拍摄了大量明孝陵照片，这些照片凝聚了双重空间和双重记忆：仪式空间与览胜空间；民族记忆与个人记忆。作为仪式空间的明孝陵以“时间的媒介”留存了大明王朝的记忆，虽已颓败成废墟，但可触可感的遗迹仍是唤起民族感情的象征物。康有为在1882年游览明孝陵时不禁哀叹：“夕阳老柳板桥楼，颓尽明宫落瓦秋。虎踞龙蟠犹有梦，摩桫翁仲立螭头。”他借依然伫立的石人石兽表达物似人非的怅惘。明孝陵因其特殊的历史意义在社会变迁中成为各方势力利用的空间。康熙南巡曾五次亲谒明孝陵，题“治隆唐宋”四字，刻碑立于孝陵殿前门台基上，并下令对明孝陵修缮保护，以此笼络汉人，维护统治。1684年康熙走访明孝陵时感慨：“兢兢业业，取前代废兴之迹，日加敬惕焉，则庶几矣。”在满清统治者眼中，明遗迹成为重塑政治合法性的工具。 后来，明遗迹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民国政权加以缅怀、祭奠的仪式空间，成为赋予历史新意、确立政权合法性的重要象征物。“仪式对所有的政治体系都至关重要，并且仪式以各种形式运用到政治中”，孙中山在清宣统皇帝宣布退位后的第三天即1912年2月15日，就率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国务卿士、文武将吏拜谒明孝陵，祭告明太祖，以仪式来重申民国政权的合法性。孙中山发表了祝告文《祭明太祖文》并宣读了谒陵文《谒明太祖陵文》，文章把民国建立归功于明太祖之佑护：“呜乎休哉！非我太祖在天之灵，何以及此？”“迩者以全国军人之同心，士大夫之正议，卒使清室幡然悔悟，于本月十二日宣告退位，从此中华民国完全统一，邦人诸友，享自由之幸福，永永无已，实维我高皇帝光复大义，有以牖启后人，成兹鸿业。”祝告文和谒陵文皆强调中华民国承袭汉脉的正统性，所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孙中山拜谒明孝陵之事也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被当时的报章杂志大肆宣传。对明孝陵的视觉呈现是对仪式空间的“再空间化”，将历史、现实、未来关联起来，重新建构人们对新政权的认知与认同。 如果说作为仪式空间的明孝陵具有神圣性，那么旅游览胜的明孝陵则具有世俗性。胜迹的突出特点是它可以不断添加个人记忆，明孝陵由此成为叠加“公共记忆”和“个人记忆”的象征物。 在明孝陵的诸多遗迹中，神道两侧的石兽石人广受中外游客关注。明孝陵神道两旁的石兽共6种12对，每种两对，两跪两立，南北相向，伺立道旁，这6种石兽分别是：石狮、石獬豸、石骆驼、石象、石麒麟、石马。这些石兽石人体量庞大、神情并茂，“神道石象生，个个由整体石料雕成，形体庞大，立象高3.47米，长4.21米，宽2.16米，按照实际体积计算，原材料至少重80吨”。《伦敦新闻画报》早在1865年就以铜版画《明孝陵的神道》介绍明孝陵，突出展示守卫陵寝的石兽石人，因为相较于碑亭、大金门这样的残迹，石兽石人保存得比较完好也更具审美性，报道如是说：“其神道两旁竖立着均由整块石头雕刻的神兽和翁仲。这些雕刻精美、体型巨大的石雕像多少年来一直吸引着众多中外游客。画中的明孝陵已经在太平天国运动中遭到严重破坏，碑亭等建筑已经没了屋顶、空余砖石四壁”，“尽管南京明孝陵的地上建筑已经多毁于征讨太平天国的战火，但神道两旁高大精美的翁仲仍然吸引着中外游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