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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是物，必须避免机械性的物化，所以人贵有自觉，即人人先能调理自己，然后再说改变环境。人不能“只在本能支配下过生活，只在习惯里面来动弹”，只有“开发我们的清明”，才能“让我们正源的力量培养出来”，达到孔子所说“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世纪文景于今年5月重版了梁漱溟先生的《朝话》，这是积德的善事。梁先生是提倡“再创宋明人讲学之风”的人，北伐后他在山东邹平办乡村建设研究院，天天黎明起来领着与他共学的年轻人作朝会，书中辑存的就是那时的谈话。这些谈话都是他对文化和人生的体悟，充满真知灼见，却又是娓娓道来；有些话看似浅出，其实相当深入。窃以为适应任何年龄段的读者。 梁先生出生于1893年，十多岁时科举制就被废除了，再两三年朝廷正式立宪，然而帝制旋被推翻，随后白话又取代了文言。在不过十多年里，就目睹了好几项以“千年”计量的根本性巨变，还不包括其他非建制性的长程巨变，最能体现那真是一个天崩地裂的时代。身临这样一个颠覆频繁而至的多事之秋，其感触非比寻常，对人生、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可能很不一样，思虑也当更高远。读了《朝话》你就知道，这的确是当得起大时代的大认识。 书中的谈话发生在1932-1936年间，梁先生不过四十初度，却已身历两次改变政权的武装革命——前一次革命终结了几千年的帝制，后一次革命开启了新政。尤其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北伐等事件，在我们教科书中都被列为时代界标。一位传承了“澄清天下”责任感的读书人，从青少年起就频繁经历“时代”的转换，能不生出无所措手足的彷徨和苦闷？ 故对梁先生而言，北伐前后又是他自己的反省期。一般情况下，梁漱溟常给人一种能坚持也愿意坚持的印象。实则他有些像他少年时仰慕的梁启超先生，一生多变，只是他号称自己的主张永远跟随着心中的问题，故比很多同时代人显得洒脱一些，既可以像梁启超那样“与昨日之我战”，还可以不像梁启超那样承认是在与自我作战，因为是心中的问题转换了，而不是他自己变了。 梁漱溟在五四后以揭出东西文化问题而迅速确立了在全国舞台发声的地位，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刚出版，他心中的问题就开始波动，随后就有好几年的反省，思想观念有了不小的转变。其中一个主要的变化，就是他对中西文化的“不同”有了新的认识。此前他以为，只要经过一个世界化的阶段，“不同”的中西文化是可以趋同的——即中国可以西化，西方也可以中国化。北伐后他有了新的看法，主张中西文化的“不同”是根本的，无法趋同，亦即中国不可能西化。 《朝话》中的很多看法，就反映出梁先生思想的调整。作为一个天下士，中西既是他的关注所在，也是他表述的象征。其后的大关怀，是人类当时面临的问题和今后的发展。那些谈话中的一个重要面相，就是梁先生对今天我们所说的现代性，有很深刻的反思。他的一个核心看法是，人不是物，必须避免机械性的物化，所以人贵有自觉，即人人先能调理自己，然后再说改变环境。在梁先生看来，人类之所以超过其他生物，因人类有一种优越力量，能变化外界，创造东西。要有此变化外界的能力，必须本身不是机械的。如果我们本身是机械的，我们即无改变环境之力。 简言之，“人类优长之处，即在其生命比其他物类少机械性”。而“人类第一也是唯一的长处”，就是人能自觉，“能调理自己”。 一个人缺乏了自觉，“便只像一件东西而不像人，或说只像一个动物而不像人”。因为“人类生命是沿着动物的生命下来的；沿着动物的生命而来，则很近于一个动的机器，不用人摇而能自动的一个机器。机器是很可悲悯的，他完全不由自主”。但人类不一样，“他是能超过于此一步的‘机械性’；因人有自觉，有反省，能了解自己”，这是其他生物所不能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