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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晚清经济民族主义思想与观念中存在保护主义与自由主义、卫主权与争利益、经济优先还是政治至上三对比较常见的矛盾与冲突。晚清经济民族主义思想的勃兴，对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及其理性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将晚清经济民族主义一概斥为“经济排外主义”而大加贬损，并不符合历史的实际。 关 键 词：经济民族主义 晚清 经济排外主义 作者简介：袁为鹏(1972- )，男，湖北石首市人，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经济史。 经济民族主义思潮在近代中国颇具影响力，迄今各界对这一思潮的认识和评价并不一致。相对于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思潮，学界目前相关的研究显得尤为不足，“尚处在起步阶段，并没有上升到理论化、系统化的高度”[1]。无论是对这一思潮的产生、发展、演进的历史过程的客观描述，还是对其思想内涵与社会影响等方面的深入剖析，都远远不够充分。拙文《从利权观念的变迁看晚清经济民族主义》追溯并揭示了经济民族主义之核心理念——利权观念之产生及其思想内涵由侧重于经济利益(即“利”)，向更加注重于国家主权(即“权”)演进的历史过程。[2]在清季的半个多世纪里，利权观念曾存在于不同阶层的人们的思想当中，其内涵涉及到晚清经济、政治、外交等各个领域方方面面的问题。由于立场和利益的不同，思想与认识的差异，时代与环境的变迁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晚清经济民族主义者在反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争取和维护中国经济利益和国家主权这一相同立场的背后，又夹杂着诸多矛盾、分歧与冲突。①在此基础之上，本文拟通过对时人经济民族主义思想与观念的细致考察，选取在当时社会中影响较大的保护主义与自由主义、保主权与争利益、政治优先与经济先行三方面的矛盾与冲突进行论述，并结合内外历史环境对之予以剖析，以进一步深化对晚清经济民族主义思潮的认识。 一、保护主义与自由主义 19世纪上半期，面对洋货、洋烟对中国经济生产与社会秩序的大冲击，传统士绅的本能的反应就是将其拒之门外，以保护小农经济免遭破坏，国内白银不致外流，文化风俗与社会秩序不受侵扰。管同、黄爵滋、龚自珍等人在鸦片战争以前的主张就表明了这一点。然而，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国人逐渐意识到，与坚船利炮相伴随而来的西方廉价工业品不仅难以被拒于国门之外，而且其本身还有着令人难以抗拒的魅力。无论是否愿意，中国已经不太可能回到那种闭关锁国、自我封闭的老路上去了。因此，自鸦片战争以后，由魏源开其端绪，先进的中国人就开始寻求和平抵制西方经济侵略、挽回国家利权的办法。甲午战前，主张实行保护主义，即由国家扶持、发展民族工商业来抵御西方经济渗透与经济侵略，阻止中国利权外溢，是近代洋务人士与早期维新派人士的一个共识。 这种保护主义的经济主张的主要内容有两点。其一，呼吁政府出面扶持国内新式工商业发展，包括政府为新式工商企业提供财政支持，参与企业重大事务的决策和管理，减免税收，等等。这种官府扶持的工商企业经营管理的理想形式就是“官督商办”。其二，在中外贸易方面，主张政府出面整顿丝、茶、桑、麻等传统出口物品的生产，引进西方机器设备，仿制西方工业产品，并呼吁政府收回关税自主权、调整税则，重征进口税，减轻出口税，等等。其目的在于尽可能地扩大出口，减少进口，阻止中国利权外溢。 近代国门被打开后，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西方各国“平时谋国精神，专在藏富于商，其爱之也若子，其汲之也若水。盖其绸缪商政，所以体恤而扶植之者，无微不至，宜其厚输而无怨也。”[3]417因此主张起而仿效，实行商业保护主义，但也与中国国内自身的因素密不可分。中国近代工商业起步晚，技术落后，资金与人才也明显不足。甲午战前，近代中国有识之士莫不曾对政府保护与扶持工商业寄予厚望。不必讳言，这一时期积极鼓吹“商战”的爱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中包含有浓厚的“重商主义”因子。但应强调的是，中国早期商战论者虽然通过与西方传教人员接触，或者在海外游历，或者阅读西方书报而获得不少西方经济学知识，但目前尚不清楚他们的思想中关于要求政府加强工商业的保护，阻止外来经济对华的竞争与压迫的行为是否受到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西方重商主义思想的影响。只是在商业保护主义立场上，近代早期的商战思想与欧洲的重商主义理论有着相似或相近之处。 然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商业保护主义倾向开始遭到谭嗣同、严复等人的猛烈抨击。严复等人吸收了西方古典经济学理论，鼓吹经济自由主义，对咸、同以来广为流行的保护主义(重商主义)思想大张挞伐。 首先，在中外贸易问题上，谭嗣同、严复等人均不赞同咸同以来时人提出的通过提高关税来阻止洋货进口以塞漏卮保利权的主张。严复运用斯密氏之货币理论，认为上述见解错误的根源在于将黄金等同于财富，他说：“由于以金为财，故论通商，则必争进出差之正负，既龂龂于进出差之正负，则商约随地皆荆棘矣，极力以求抵制之术，甚者或以兴戎，而不悟国之贫富，不关在此。”严复指出，这种“保商之政”，对于国家工商业的发展，“名曰保之，实则困之，虽有一时一家之获，而一国长久之利，所失滋多，”只有“翕然反之”，才能使“主客交利”。[4]99谭嗣同更是强调中外贸易，互通有无，对双方都有利。他说：“通商者，相仁之道也，两利之道也，客固利，主尤利也。”他对保护主义者将洋货进口视为中国贫困的原因，“绝之不得，又欲重税以绝之”不以为然，指出：“故凡谓以商务税务取人之国，皆西人之旧学也。彼亡国者，别有致亡之道，即非商与税，亦必亡也。”[5]327-328严、谭二人呼吁国人以更加开放的胸怀，积极参与中外贸易，反对保护主义者所具有的封闭倾向。 其次，在发展国内工商业问题上，严复主张“听民自谋”，反对国家干预。严复说：“盖财者民力之所出.欲其力所出之至多，必使廓然自由，悉绝束缚拘滞而后可。”[6]888从这种自由主义观念出发，他反对晚清“官督商办”体制，指出前人“攘臂奋臆，常以官督商办为要图者，于此国财未有不病者也。”[6]902他还对所谓“保商专利诸政”不以为然，认为其“既非大公至正之规，而又足沮遏国中商业之发达”[4]99。 必须指出，谭、严二人同保护主义者一样，都反对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与渗透，都强烈要求维护国家利权。在严氏所译《原富》一书的按语中，严复对满清统治者愚昧无知，丧权辱国，致使帝国主义攫取了中国关税自主权与海关行政权极为愤恨，他指出，“至今则执我至重之税政利权，而其人则犹敌国之臣子也。”“此真为斯密氏所称自有史传以来，人伦仅见之事者矣。”[6]896 自由主义者的主张有着西方经济学学理的基础，但这一主张流行于中国，却也同样离不开中国近代的特殊国情。严复翻译斯密氏《原富》这一古典经济学著作的重要动机之一就是因为该书中“所指斥当轴之迷谬，多吾国言财政者之所同然”，他颇欲“从其后而鞭之”[4]98。严复等人呼吁中华民族以更加积极的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自由主义者猛烈攻击封建官僚体制对近代工商业发展的束缚与压制，体现了正在形成中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意志与心声。宣扬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说，对于中国而言，除了包含主动趋同于经济开放与经济自由的世界大势外，更重要的是在于寄望清政府能真正地扶植与发展私人资本主义。 笔者认为，对于分别倾向于保护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不同主张，我们不能简单地厚此薄彼。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二者既互相矛盾，又彼此互补，并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而此消彼长。中国走的是一后发的经济现代化道路，经济基础薄弱，发展民族经济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扶持，然而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政府体系又往往因缺乏现代性而对新兴经济力量的成长造成负面影响。近代中国的社会发展需要打破闭锁，积极开放，然而中外关系的不平等使得中国又必须时刻警惕西方的经济侵略与经济渗透，保护中国的民族市场与民族工业。保护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对立，正好体现了中国近代化进程的特殊与艰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