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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诚如不少论者所指出的那样，相对于中国近代十分发达的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而言，经济民族主义在理论上显得颇为贫乏。但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忽视经济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与发展对中国民族主义近代化、理性化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台湾学者王尔敏谈到晚清重商思想时，曾指出：“若就民族主义而言中国之重商思想，则此实表现中国醒觉最理性之一面。”[13]国内学者虞和平在分析清末民初“实业救国论”所蕴涵的民族主义观念时，也曾精辟地指出这种观念“已开始抛弃以我为中心，非我同类必无同心的盲目排外的传统民族主义观念，逐渐形成了以彼此平等，互通有无，师人之长补己之短为基本准则的理性化民族主义观念”，并且认为，“这种民族主义观念，不仅反映了清末民初中国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水平的提高，它还将对资产阶段的实业救国行为产生影响”[14]337。笔者对经济民族主义核心理念——利权观念的追踪考察，可以让人更加清晰地看到晚清经济民族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对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及其理性化所产生的重要推动作用。 近代利权观念的产生，首先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种族民族主义的一个否定，它显示出近代中国人在中外交往中开始走向理性与务实。尽管作为近代政治民族主义核心观念之一的主权观念的形成不完全是由利权观念发展而来，但是近代中国人在与外人商战，维护国家利权的过程中却日益感受到主权问题的重要性。20世纪初期国人利权观念的内涵之重心由经济利益转向国家主权，晚清经济民族主义暂时淡出历史舞台并融汇到政治民族主义的大洪流中。可以说，晚清经济民族主义催生和助长了近代政治民族主义，许多论者往往只看到了经济民族主义依附于政治民族主义的一面而忽略了这一点。 晚清经济民族主义思想的勃兴，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将晚清经济民族主义一概斥为“经济排外主义”而大加贬损并不符合历史的实际。②但是，由于晚清中国经济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与发展有其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与时代背景，因而也无可避免地具有其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性。 其一，中国经济民族主义所蕴含的革新意识和开放意识均显不足。中国经济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与发展，从源头而言只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侵略与经济渗透的一种回应。传统经济下所形成的保守、自封的心态尚未有根本改变，出于自卫的意识，中国对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冲击的回应显得迟钝、保守、被动、消极，固守、排斥有余，革新、开放不足。而同一时期日本的反应同中国相比则显得更加积极主动，其内蕴的开放与革新意识也较中国更为强烈。 1853年，日本著名军事学家高岛秋帆就立即上书幕府，反对锁国政策。他指出，在贸易方面，“蛮夫互通有无，已成习以为常之事。以此物易彼物，于双方均有益处。不仅贪一国之利，亦惠及各国民众”[15]84。1858年，越前藩藩主松平庆永也上言主张与西方列强通商、建交： 1.观方今之形势，显然已不可继续实行锁国。 2.近来我们亦期望主动航海于诸洲与各方进行贸易，故无理由拒绝来通商之人，且应允许外国公使驻在我国。 3.富国乃强兵之基础，今后应创办商政，开设贸易之学，与各方以有无相通，并据日本原来之地利，可致宇内第一之富饶也。[15]84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府更是积极“殖产兴业”，发展对外贸易，强调“万国交际之诀，唯在贸易权力之扩张伸缩。权力扩张，则国自富，兵自强”[16]184。日本从民族利己主义出发，面对西方列强对自己国家利益与主权的侵夺，大肆鼓吹从朝鲜、中国夺取土地，来补偿从欧美所受到的贸易损失。并且以“失之于欧美，取之于邻国”作为自己的对外方针。[16]285近代中国人利权观念的形成与商战口号的鼓吹，是在军事抵抗失败后，面对洋货、洋烟在中国的倾销，“既不能禁洋货之不来，又不能使华民之不用”的情形下，旨在以“堵漏卮”，“绝外耗”或者“稍分洋商之利”。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人没有认识贸易中互利互惠的一面，更不曾将积极发展对外贸易视作中华民族走向富强的历史契机在，则是将中外贸易看作西方列强对华侵略的手段，结果只是“我利日兴，则彼利自薄”，[17]50类似日本人士的强调中外贸易的互利互惠，大力鼓吹自由开放的思想和主张，直到甲午战后才由谭嗣同、严复等人提出来。然而为时已晚，而且这迟来的呼吁也很难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 其二，晚清民族主义存在着诸多矛盾与种种失衡，并且产生了一些认识上的误区。这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了不少消极的影响。保护主义与自由开放的矛盾冲突往往使人在扩大对外开放与保护民族工业上无所适从；在主权与利益问题上的畸轻畸重时常造成中国引进外国资金与人才的心理障碍；而以强烈的政治热情从事经济活动，这一政治与经济的失衡又每每导致国人在经济建设中一轰而起，一拥而上，忽视经济发展自身的规律，造成经济建设的混乱与无序，并且反过来使得国内政治层面的变革因为经济基础的缺失而受挫。 对于前人经济民族主义思想中存在的种种误区与非理性的一面，我们毋须掩饰，更不能轻率地予以鄙薄和嘲弄，而应将之纳入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中给予理解与同情。最后，笔者坚信，21世纪的中国人，在批判地继承前人宝贵的精神遗产的基础上，一定能够比前人做得更好。 注释： ①参见马陵合《重商观念与晚清利权意识的演进》，《史学月刊》2007年第3期。该文指出，“利权意识的强化虽显示了晚清经济民族主义的勃发，但也展现了重商观念存在着偏差和不成熟的成分”；岳翔宇《经济爱国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分析与比较》，《经济研究导刊》2008年第12期。他在文中极力区分了经济爱国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二者之间的显著差异，认为前者是比较理性可取的，后者则是非理性的。关于晚清经济民族主义思潮中非理性问题，可参看刘增合《晚清“鸦片商战”观与近代经济民族主义的非理性》，《河北学刊》2005年第3期；罗福惠主编《中国民族主义思想论稿》，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②这方面的指责可以参看萧功秦《清末“保路运动”的再反思》，《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6期；秋风《经济民族主义之惑》，《中国海关》2006年第6期。无独有隅，21世纪以来，不少西方学者在研究许多不发达国家经济民族主义思潮时，均开始注意揭示这一思潮内部中积极引进外来先进技术与文化，理性对待海外贸易与国外资本、人才等内涵，并强调其与西方自由主义主流思潮的内在一致性。传统的将落后国家经济民族主义思潮简单等同于经济排外主义的提法日益受到质疑或扬弃。参见：Eric Helleiner,Economic Nationalism as a Challenge to Economic Liberalism? Lessons from the 19th Century,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46,(Sep.,2002),pp.307-329; Choon Yin Sam,Economic Nationalism in Singapore and Thailand:The Case of the Shin Corporation—Temasek Holdings Business Deal,South East Asia Research,Vol.16,No.3(Nov.,2008),pp.433-45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