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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家主权与经济利益 拙文《从利权观念的变迁看晚清经济民族主义》业已阐述了晚清“利权”一词内涵由侧重于经济利益向侧重于国家主权转变的历史过程及其原因。其实，在处理中外关系时，经济利益与国家主权问题时常成为近代国人心中一对难以化解的矛盾。 早在甲午战争以前，围绕是否应该举借外债兴修铁路问题，清廷内部就曾发生激烈的争论。反对者认为借外债不仅利息重，扩大漏卮，而且还有损民族主权。赞成者则认为借款修路是在中国发展实业资金匮乏，“欲筹之官，则挪凑无从，欲筹之商，则涣散难集”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铁路一旦修成之后，则会“本息有所取偿，而国家所获之利又在久远”。[7]256透过双方的争论，我们从中可见国家主权与经济利益这一对矛盾已露端倪。 庚子之后，二者矛盾与冲突日益加剧。随着民族主义思潮的高涨，国内新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中国资产阶级开始走上政治舞台，国人主权意识进一步觉醒，“主权亡则国亡”成为普遍共识。20世纪初，人们的利权观念之侧重点已由经济利益转向国家主权。主权意识的高扬使得人们在处理利益与主权的关系上普遍趋向“重权轻利”。 20世纪初，这一“重权轻利”趋向的表现之一是中国人为了从帝国主义手中收回路权与矿权，不惜付出巨额的赎金。这充分地显示出20世纪中国轰轰烈烈的收回利权运动的宗旨主要是收回国家主权。 如表1所示，赎回九项矿场主权，中国总计付出9048000元的沉重代价，再加上赎回路权的用款，则为数更巨。这对国力衰弱、资金严重匮乏的近代中国来说，其危害实不啻于剜肉补疮。时人就曾指出，“虽名为收回一利权，而其实非偿金若干万，即借外债若干万耳”[8]434。 第二个表现则是时人出于对主权损失高度警惕，往往不能正确看待西方的资金与人才。作为“外发次生型”的现代化国家，中国不可能如同西方那样通过国内的手工工场或者农业的发展以及海外贸易(包括罪恶的殖民掠夺)等途径来积累资金，因而中国现代化的启动面临着资金与人才的严重匮乏，需要借助于外部的资金与人才资源。近代中西关系的本质是不平等的，西方国家对华资本输出的过程就是其一步步地攫取中国利权，使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逐步加深的过程。因而，中国要想利用引进外资，输入技术与人才，就难免会有使国家主权受损的严重危险。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为了捍卫国家主权，阻止帝国主义经济渗透与经济侵略，往往情绪化地将西方的资金与人才也一并拒之门外。 近代中国人在处理主权与利益问题上的偏激与失衡，对于近代民族工商业发展存在着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其在思想上的不良影响甚且及于当代。罗福惠主编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想论稿》从帝国主义在华侵略行径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冲击与灾难，以及中西方文化传统的差异与冲突这两个方面对中国民众这一心理失衡现象的产生进行了解释。[9]317-319这是极有见地的。笔者认为尚有一点需要补充，这就是必须看到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所造成的认同危机及清政府官员的腐败对中国民众造成心理失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例如，在晚清“保路运动”期间，绅商与民众对待外债问题的态度因清政府政策转变而随之产生变化。前期民间各界人士对于借债修路的态度还是比较温和的，甚至大体上可以说得上表示理解和接受。后期随着与当局在铁路国有问题上矛盾日益尖锐，各界对于借债修路表现非常坚定的排拒态度。借债修路俨然成为政府对外出卖国家利权，对内掠夺广大民众利益的一大罪证。这一态度变化的过程实与当时政府的颟顸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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