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过新式媒体的传播，“海权”成了清末民初中国朝野上下的流行词汇，在官方的奏章、文书以及民间的报纸、书刊上频频出现。词汇流行的另一面，则是对舶来品的词意滥用。各界人士在论述中多将“海军”“制海权”“领海”“海洋经营权”等概念与“海权”混淆，导致了中国人的碎片化认识。初期宣传者的阐释也过于零碎或过于笼统，并未清楚表达出“海权”的真正意义。碎片化的认识导致在爱国热情下给出不切中国传统和实际的药方，士民动辄要求政府以举国之力建造舰船，“与各国竞雄于海洋”，冀望以速成的方式将中国建设成为海上强国 海权论传入中国主要有两条路径 晚清以降，西方势力最先从沿海叩开中国国门。由此，国人对海洋和国家命运的关注也在逐渐提升。 鸦片战争后，林则徐、魏源等“开眼看世界”的官僚士大夫，成为呼吁重视海上威胁的先驱者，提出注重海防、建设海军、与敌战于外洋的思想。他们感知到西方的船坚炮利之后，转变了明代御倭以来的海防观念，最早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建设近代海军以保海疆的口号。 在学习西方器物为目标的洋务运动中，李鸿章、左宗棠、丁日昌等洋务官员将建设近代海军的梦想变成了现实，同时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实施近海防御以守土保国的战略设想。光绪初年的海防与塞防之争，标志着中国人的观念中，海防不再从属于陆防，而上升到同等地位。这种外敌逼侵之下的反应，主要着眼于加强海防，进而保护陆地国土，是一种自卫性海权思想。这是封疆大吏根据现实危机又囿于中国传统海权观而产生的思想。 甲午战败之后，震惊于海军覆没的中国人对海洋认识进行了深刻反思，并对崛起于海岛的日本由蔑视转为钦佩。风靡西方世界的马汉“海权论”知识也开始传入中国，引起广泛的反响和讨论。 当时，“海权论”传入的主要路径有两条：一是经由日本人在上海主办的刊物传播。日本乙未会主办的《亚东时报》自1900年开始连载马汉的《海上权力要素论》，但最后无疾而终，只翻译了极小部分，而且行文晦涩难懂。二是中国旅日知识分子的传播，真正为中国思想界带来了清新之风。旅日的学者和学生在日本获得了更丰富的西方海权理论知识，并见识了日本海洋强国的历程，又深切感受到中国落后的危机，因此大量翻译海权著述并介绍传入国内，成为上世纪初宣传海权救国的先锋力量。 曾在上海震旦求学并有过旅日留美经历的梁启超胞弟梁启勋，在1903年于日本出版的《新民丛报》上发表《论太平洋海权及中国前途》一文，向国人疾呼“故欲伸国力于世界，必以争海权为第一义”，是为中国人中较早的宣传者。 1910年前后，中国留日海军学生创办的《海军》杂志，以讨论振兴海军的方法、普及国民海上知识为宗旨，计划将《海上权力要素论》全部汉译。这份杂志后来因各种原因停刊，汉译计划遂成泡影。不过，其译文风格简明清晰，注意到了适应中国人阅读理解的问题。 从日美归国革命的孙中山，怀着“伤心问东亚海权”的忧思，在许多演讲和著述中经常提及中国应该重视海权问题，并尝试着将海权思想与建设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保卫海洋权力、发展海洋经济等设想，还把这些设想加入到他的《实业计划》中。 通过新式媒体的传播，知识界的热门话题成为社会各界的时髦潮流。一时之间，“海权”成了清末民初中国朝野上下的流行词汇，在官方的奏章、文书以及民间的报纸、书刊上频频出现。 词汇流行的另一面，则是对舶来品的词意滥用。各界人士在论述中多将“海军”“制海权”“领海”“海洋经营权”等概念与“海权”混淆，导致了中国人的碎片化认识。孙中山、梁启勋等初期宣传者的阐释也或过于零碎或过于笼统，并未清楚表达出“海权”的真正意义。碎片化的认识导致在爱国热情下给出不切中国传统和实际的药方，士民动辄要求政府以举国之力建造舰船，“与各国竞雄于海洋”，冀望以速成的方式将中国建设成为海上强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