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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权不只是“船坚炮利”更不能速成烧钱与掠夺 开放、重商的闽台海洋文化，负笈东瀛接受的国际法和现代海权思想，以及回国后感受到的民族危机意识，构成了林子贞撰写《海上权力论》时的主要影响因素。他在序言中表示，写作的缘起正是基于对中国现状的担忧而期望振兴海权来强国，而振兴海权的落脚点则在于改变广大国民的海权观念。因此，该书的主旨，一是要向民众传播正确的海权思想，二是论述海权与中国的关系，让同胞在理解其内涵的基础上，再继之以强国御辱的行动。 《海上权力论》一书分为“海上权力的意思”“海上权力与国防的关系”“海上权力和陆上权力的比较”“英国的海上权力”“英国海上权力致大的要素”“法国扩张海军力的径路”“各国扩张海上权力的目的”七章。前三章主要介绍和厘清海权理论的概念和内涵，后四章以西方海权作为映照，通过海权视角来观察和剖析中国。 林子贞阐述了“海权”的内在含义，并辨析了“海权”与其他相似概念之间的关系。所谓海权，以中国文字表述应为“海上权力”。狭义上，即指“国家在海面上有把握、有制海的力量”，侧重于应用方面；广义上，包括武力支配海洋的能力和商业航海的能力。现代海权学者将以马汉为代表的近代海权理论的逻辑链条归结为，以海军力量保障国家财富的积累，财富又促进海军的强大，二者形成良性互动。林子贞当时的阐释最为接近海权理论的本质，也较为清晰而完整。 以海权的视角回顾中国近代史，反思落后挨打的原因，是海权思潮中的焦点。被列强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之说，遂成为指代西方海权功能的标志。林子贞一方面认同此说，认为历次不平等条约是西方海权扩张的结果，另一方面批评将西方海权的作用仅止于“打开国门”的单一海权观念，提出海权的扩张既是手段也是目标，是在对华侵略中与其他政治、经济手段相配合而持续深入的过程，而不仅仅是“船坚炮利”。 例如，早期列强掀起的在华铁道政策狂潮，正是其海权由中国沿海深入内地的新形式。正是单一海权观的危害，与西方为了海权持续扩张而在各方面纵横捭阖相比，当时的中国根本没有海上政略，对内没有保护国民和工商业的能力，向外没有扩展的方针，外交上也频频失宜，国内外沿海要地尽失，无力抵御外族侵入。由此，林子贞“海权持续深入”的思想显然更为深刻。 与当时各界专注于批评政府忽视建设海军、无力保护领海不同，林子贞认为中国海权的落后，背后是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思想观念的落后。既有传统时代以来长期形成的重陆权、轻海权的“单臂国防观”思维桎梏，也有民国军阀“对内国防观”的局限影响，更有军政高层以陆制海战略的短视。特别是，林子贞对1925年蒋介石在《完成革命必先打倒帝国主义》演讲中阐述的战略构想进行了逐条批驳。 针对海权论速成主义者的高调，林子贞认为中国海权的落后是在思想观念、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落后。这表明中国社会本身的一些特点和因素与现代海权的发展产生了矛盾。《海上权力论》一书中，以英国作为正面典范，辅之以法国作为参照，从国家地理环境、政府治理能力、政府发展方针、民族海洋素质、国民商业精神等方面来审视中国海权发展的桎梏，指出中国这个古老陆权民族在向海权国家转型中的艰难和困境，坦言海权建设并非一朝一夕之功。 针对将海权视为野蛮之途的论调，林子贞指出海权是国家文明臻于极致的表现，向海外发展是政府的政治力为经济力的发达而服务，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中国欲进入文明世界，就必然需要发展海权，并同时做好应对列强争夺的准备。虽然困难重重，但加强海权来振兴国力是必然的道路。 针对将海权建设视为烧钱之举的腔调，林子贞始终强调，海权的增强不仅是政府加大海军投入等事情，而且靠此强大起来的国力又会回报和反哺海权。海权将在伸张国势、保护海外移民、维护工商业和海外贸易、具备冲突反制能力、保护独立国主权等方面有力地促进国力提升，并形成良性循环。 《海上权力论》是近代第一部立足于中国视角、完整而深入论述中国海权问题的专著。虽然受西方思想影响，存在着“海洋—陆地”二元对立思维的缺点，但在中国海权思想史上仍有独特的价值和鲜明的风格。然而，这部产生于上世纪初中国海权热潮的著作，因时代的局限而长期为人所遗忘。“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主要面临外敌从陆上侵入的亡国危机，使知识界对海权的讨论热度逐步降低。 总之，近代以来，呼唤海权发展的中国人，激愤于民族危机而探求强国路径，继而孕育发展海权而振兴中华的梦想。然而，主权受侵、经济落后、工商业薄弱、政府领导力低下、民众观念陈旧的现实，无法为当时兴起的海权梦想提供可实现的发展环境。这也是90年前林子贞及其同道所慨叹而无奈之处。今天回顾《海上权力论》，以历史映照现实，能让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海权问题，理解海权之路的艰辛与不易，促进全社会对中国海权事业的重视。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