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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济优先与政治至上 在中国传统的朝贡体制下，统治者及传统士大夫阶层很少从经济利益出发来看待中外交往，而多注重于中央帝国皇权威严的维护和华夏民族文化优越感的满足。重政治而轻经济，务虚名而损实际，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看待中外交往的普遍心理特征。因而中国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想同政治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相比，显然缺乏悠久的历史传统。不仅如此，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又明显不同于西方，“民族主义在西方是近代工业发展到较高水平并产生建立统一市场要求的产物，也即民族主义是工业化的伴生物”[9]334。而以利权观念为核心的中国经济民族主义思想则是外发的，是对西方在华经济侵略与经济渗透的一种反应。因而，中国近代经济民族主义思想是与薄弱的经济基础联系在一起的。 19世纪后半期中国“利权”观念的形成与“商战”口号的提出，反映出近代中国先进人士对经济问题的高度关注和发展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强烈愿望。这可以说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当时远东国际形势相对稳定，倘若中国政府能够抓住机遇，大力发展民族经济，中国是有可能摆脱落后，稳步迈入富强文明之域的。不幸的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沉重惰性使得中华民族丧失了这一发展民族经济、实现现代化的良好时机。历史表明，这一机遇的丧失对中华民族未来的影响是长期的、灾难性的。如前所述，20世纪初期，由于内忧外患的空前严重，近代经济民族主义的核心理念——利权观念发生了嬗变。其嬗变轨迹有二：一是利权观念的内涵由经济利益转向国家主权；二是维护利权与争取民权密切结合，后者成为前者得以实现的前提。这一嬗变实际上使得晚清经济民族主义淡出历史舞台，融汇于“外争国权、内争民权”的政治民族主义洪流中去。 受之影响，20世纪初的中国人往往将政治问题的解决视作发展经济的前提条件。1901年，《新民丛报》发表了一篇署名雨尘子的题为《论世界经济竞争之大势》的文章。文章一开头就大胆预言，“20世纪，为欧人外部竞争之时代”，而所谓外部竞争，“皆经济上之竞争也”。他还指出，“政治上之竞争，其在一、二国，或正当从事，其在世界，则可谓已过之陈迹也。”作者警示国人：“自甲午大败以来，列国经济竞争之中心点，一转而至于太平洋，注乎中国，”因此中国人必须明白“经济上之侵略，较之政治上之侵略，其为祸乃更烈也!”这反映出作者对经济竞争重要性的认识水平及其世界眼光均较上个世纪的商战论者明显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在最后谈到中华民族的“自存之道”时，作者却认为“吾国之不振，非欧族使之然，自族不能建国家之故也。”因此中国人必须“去依赖政府之心”，并“以自族之力，保固有之土地权力”[10]196-206。显然在这里作者将中外经济竞争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内民族民主运动上。 对于这一点，梁启超在其所撰《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一文中说得更为透彻。梁氏固然认为经济界竞争至关重要，但他却又强调：“夫平准竞争之起，由民族之膨胀也。而民族之所以能膨胀，罔不由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而来。故未有政治界不能自立之民族，而于平准界能争雄者……故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 应该指出，20世纪初期的中国人同中国传统士大夫相比，尽管他们都把政治问题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但二者的心态却已大不相同。泱泱大国妄自尊大的心理早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在民族危亡日趋紧迫下的焦虑与不安。他们对政治问题的高度关注与日趋激进则往往导致对经济建设的忽视，或者以强烈的政治诉求来进行经济活动，结果往往因违背经济规律使国家的经济发展陷于种种混乱与无序之中。[9]317 这种混乱与无序的现象在清末收回利权运动与振兴实业运动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时人梁启超当时就对此有所洞察并曾予以批评。他说： 公司之成立，往往不以企业观念为动机。如近年各铁路公司、矿业公司等，大率以挽回国权之思想而发起之。其附股者以是为对于国家之义务，而将来能获利与否，暂且勿问。此其纯洁之理想，宁不可敬?虽然，生计行为不可不率循生计原则，其事固明明为一种企业，而筹资本于租税，义有所不可也。以故职员亦自托于为国家尽义务，股东且以见义勇为奖之，不忍苛加督责，及其营私败露，然后从而掊击之，则所损已不可复矣。此等公私杂糅，暧昧不明之理想，似爱国而实以病国也。[11]575 梁氏对这种从政治热情出发，不按经济规律与原则从事经济活动所造成的弊端的揭示，可谓入木三分。不独梁氏有此认识，当时一些在华的“局外旁观者”，即外国人士对这一现象亦有深刻揭示。如一位驻中国东北的日本领事曾说： 中国的危机迫在眉睫，众信，必须发展地方工业，抵制外国商品的进口。但是，还没有进行过关于一般社会经济形势或供求关系的详细调查；也没有给计划中的收入和支出，提供全面综合的考虑；建设工业的一般需要的准备工作尚付阙如。在由这些模糊的，不成熟的实践所促成的危险基础上，可能为了满足较高层官吏的要求，或者为了回答人民的喧闹叫嚷，对工业的本质特点毫无所知，收回利权运动就把官员的轻信易欺和半懂不通的绅士的愚昧观点联合起来了。[12]94 帝国主义分子冷嘲热讽的言辞却也揭示了历史的真实：收回利权运动期间诞生的一大批公司、企业，大多数命运不济，旋起旋灭，“收回利权时期的乐观主义和欢欣鼓舞以破产而告终”[12]95，这场运动尚不足成为一次工业化浪潮。历史事实昭示世人：在一个国家与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中，政治、经济与文化各个子系统之间既需要密切配合，相互促进，又必须使三个子系统之间保持适度的距离与张力，维持必要的平衡。在三者之间过于厚此薄彼，必将给社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当然，当回顾世纪之初如斯一段历史，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时，我们却不能轻率地鄙薄前人。中国有着几千年重政治轻经济的传统，近代工业化程度低下，全国统一市场尚未形成，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孱弱，而统治者又极端冥顽、腐朽。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政治与经济的失衡在所难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