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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印本《麒麟豹宝卷》上卷末有陈润生注，“本局发行各种宝卷有余年，每年消（销）数惊人，但皆普通流行本，而民间抄传佳本尚缺，因不惜工本四出搜求古抄本，另加绘图精抄发行。成本虽大，价目不增，以求普及而答惠顾之盛意焉。”这段备注，说明当时像惜阴书局、文益书局等一系列善书局都为满足读者的需求而不断推陈出新，四处搜求民间宝卷，使宝卷由早期民间宗教文本变成一种供大众消遣的民间文学形式。 据车锡伦《中国宝卷总目》统计，上海各书局和善书坊有记载的出版宝卷版本总数为340种，浙江（以杭州、宁波为主）的版本总数为210种，苏州出版的宝卷总数为61种，常州出版的宝卷总数为38种。以上海为例，民国时期，时评认为“（上海）书局之设立，较粪厕尤多，林立于棋盘街、四马路之两旁”。据《中国宝卷总目》不完全统计，当时在上海出版过宝卷的书店就有：椿荫书庄、大观书局、大志书局、大善书局等二十几家，当时石印宝卷的印刷规模由此可窥一斑。除了石印，在上海、杭州、宁波、苏州、绍兴、常州等各大寺院都设有经房，也积极地刊刻付印宝卷，其中最有名的当属苏、杭两地的玛瑙经房，刊刻宝卷也有数百种之多。 综上可知，与早期北方民间教派宝卷相比，江南地区的宝卷继承和发展原始宝卷的劝善功能，同时也体现了鲜明的时代与地域特性。作为一种劝善文本，宝卷保留了一个时代的信仰特征与文化认同。从民间遗留的早期木刻本到抄本乃至后期的石印本，它们脉络清晰、全面完整地勾勒出中国明清时期的民间文学史和出版印刷史。民间文学、宗教学、版本学等多种学科内容在宝卷中交织，宝卷中所蕴含的大量信息也值得我们去进一步探索挖掘。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