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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1860年代出生者，张与旅美百人团幼童同龄。容闳带出的这批少年，到了1880年代，先后在美国大学注册者已有60余人，其知识结构与现代化直接相连。地处东隅的秀才，知识结构依旧，但开胸破腹和洗涤脏腑，对其脑海的冲击，也仅仅激起对华佗式神医的敬仰和对江湖郎中的谴责而已。 1884年5月8日 (农历四月十四日)，以介绍新闻、新知为己任的《点石斋画报》,由吴友如等新派画家主创，在沪上夷场付梓首发。当日刊登8幅绘画新闻，售价五分洋钿，时值一斤鸡鸭一斤鱼。自称尊闻阁主人的创刊前言称，秉承泰西新闻传播手段，采用泰西绘画求实记法，乃因“同治初上海始有华字新闻纸，厥后申报继之……日售万纸，尤不暇给，而画独阙如”。 130多年来，研究新闻传播和近代历史的学者，对《点石斋画报》盛赞有加，却始终没有专家指出，画报主创人员在创刊号上，或是有意考验后学，或因无知埋下乌龙，第八帧所画“割肝疗父”，竟将人体肝脏从腹腔右侧挪到左侧，脱离介绍新知和求实的办刊宗旨，违背泰西解剖知识东渐的常识。乌龙揭晓虽迟，白纸黑字却不失为充任医学史研究切口、进而剖析晚清西学东渐困局的史料。 先秦文明积累丰富的生理常识与处置经验 黄帝问于伯高曰：余愿闻六府传谷者，肠胃之小大、长短、受谷之多少奈何？伯高曰：请尽言之。谷所从出入、浅深、远近、长短之度：唇至齿长九分，口广二寸半。齿以后至会厌深三寸半，大容五合。舌重十两，长七寸，广二寸半。咽门重十两，广一寸半，至胃长一尺六寸。胃纡曲屈，伸之长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径五寸，大容三斗五升。小肠后附脊，左环回周迭积，其注于回肠者，外附于脐上，回运环反十六曲，大二寸半，径八分分之少半，长三丈二尺。回肠当脐，右环回周叶积而下，回运环反十六曲，大四寸，径一寸寸之少半，长二丈一尺。广肠傅脊，以受回肠，左环叶积上下，辟大八寸，径二寸寸之大半，长二尺八寸。肠胃所入至所出，长六丈四寸四分，回曲环反三十二曲也。（《黄帝内经·灵枢》肠胃第三十一） 照说画报面世之际，西学东渐风气正浓，精英却闹出“点石斋乌龙”，可见社会知识阶层汲取西方文化实效可疑。但若就此断言，华夏一贯缺失人体常识，却属过度推论，难以成立。两千年前整理《灵枢·肠胃》的先贤，洋洋洒洒描述人体概况，尽管相关信息细节有出入，但所谓华夏没有解剖知识，尚未积累脏腑器官常识，与史相悖。将此引申为与现代医学失之交臂的原因，不妥。 即便成熟的西方经典解剖学，同样难免疏漏，但据此亦不足以否定现代医学对人体各大系统的合理认知。2017年，《柳叶刀》（lancet）发表爱尔兰林莫瑞克大学（University Hospital Limerick）新说，肠系膜(Mesentery)是人体器官第79位新成员。随后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Looney团队通过《自然》宣布，肺脏也是血小板造血器官。可见，更新人体认知的探索，一直在路上。 重点是，《内经》整理者主动运用长度、重量和方位等定量概念，描绘腹腔肠胃内景，意识到“他者”验证的重要性，初具朦胧的科学萌芽。他们回避肝、胆、脾等腹腔器官与“肠胃”的关联，应属观点不同，而非观察疏漏。一般而言，观察性知识并非建立在逻辑推理之上，人身大体识别这类博物学范畴的经验积累和知识体系，完全可能早于科学体系，率先展现文明曙光。 值得强调的是，上述短短几百字篇幅的先秦文字，涉及12项腹腔脏器，其中11项名词被现代医学文献继承，可见学术共同体认可其历史贡献。更有意义的是，当下解剖学领域最新发现的肠系膜，其定位就相当接近《灵枢·肠胃》“傅脊”者。因此，先秦解剖知识至少应在文化层面得到肯定。 如果结合考古学层面的证据，华夏文明对身体的识别、探索和理解则更加源远流长。1991 年，江苏省昆山市赵陵山良渚新石器遗址（公元前4000年），发现一枚圆形陶盖，与以往出土陶器的编织纹装饰，即遵循叠压纠缠、环绕始终、左右环绕的基本脉络不同，另有所创。 历史学者基于生殖崇拜，从中识别出了女阴神秘；自然学者注重天人合一，发现白蛇青龙纠缠外观；解剖学者立足先民生活经验，解读出完整的卵生动物胃肠器官（周膺、吴晶著《中国5000年文明第一证——良渚文化与良渚古国》）。刻画在远古陶器表面的浅淡信息，显然被先民寄托无限循环的意象，表述原始思维。 6000年前，刚刚告别狩猎社会、进入渔猎农耕并存期的先民，为猎物开肠破肚是日常工作。艰辛劳作的他们，自身也经常遇袭，导致破腹流肠。因此，先民们从生活经验中，积累越来越多的解剖知识，掌握成熟的外伤处置技术。原始文明的精湛操作，按现代标准，也叹为观止。 一个证据是，中科院考古所发掘的4000年前青海民和县阳山墓地，其中编号70的男性墓主头骨后顶部，有一个略呈圆钝三角形的大孔，其最大矢向径和横径约为42×33毫米，钻孔创缘钝化，新生许多小尖状骨赘。孔口周围可见约8毫米宽的刮削面，其表面也已钝化，并呈“晕圈”状，向创缘方向逐步变薄，人工介入痕迹明显（陈星灿，《中国社会科学院通讯》1998年8月）。 考古研究认为，重击酿成的头颅骨折，易导致颅内炎症。时人在伤员头顶实施开颅手术，凿开大孔减压。从创伤孔缘生出骨刺，以及“晕圈”状刮削面表明，手术很成功，病人术后至少存活过一段时间。我国有好几例类似发现（韩康信等《中国远古开颅术》）。可见，无论出于治疗，还是宗教目的，华夏先民在自身器官把握上，与世界接轨。《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下记载：大秦有善医能开脑出虫，以愈目眚。《希波克拉底文集》中记载：当无其他疾病而双目失明时，则应在脑盖骨的两旁施用手术，剖肉、洗骨、清血便愈。当眼睛毫无显著病症并失明时，可以在头顶部切开，把柔软的几部分分开，穿过头骨，使液体全部流出。这是一种疗法，用此法病人便能治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