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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有识之士重新认识被抛弃误读千年的人体通识 那么，为何2000年后的文化精英，有关肝脏的基本认识，反而大大倒退了？换一种问法，华夏医学认知，到底与客观世界和西方医学，差距多远？“割肝疗父”的纠结焦点恰好触破这个困局。在电灯、电话、电报、煤气、自来水、火车等代表性现代化设施已经落户上海之时，传播西学信息、技术和思想的传统文人，一方面靠新闻纸依样画瓢，另一方面却照样生活在旧世界。 点石斋抱守“肝生于左,肺藏于右”的阴阳五行所造乌龙，思维模式与2000年来的思维方式有关，独尊一种理论，一套教化，一定程度上，抑制华夏医学的多元发展。治病救人的基本手段，仅局限在阴阳五行经络体系中。尽管，该系统在生活水平简朴、平均人寿低下、疾病谱系单调的社会中，也起了维持健康的积极作用。 晚清知识精英的人体解剖常识的缺失，并非偶然。19世纪80年代，西医东渐早已推动西式医院登陆沪上，仁济（RENJI）、公济（GENERAL HOSPITAL）和同仁（ST.LUKES）三家成立最早，而且同仁医院附属学堂，招生医学生也有多年。全国来看，至少两名大清臣民，即男生黄宽、女生金韵梅已从欧美医学院毕业，荣获医学博士。广州博济医院收治病患半个世纪，附属医学堂招收学员30余年。葛夏女子医学堂，亦随世界潮流落户广州。 但西医的正面社会影响力，此时仍普遍不足。到了更下层的中小城市，饱学士绅对西医东渐的认识，混淆于宗教与神怪之间。以温州张1909年正月二十六日日记为例，进入20世纪的读书人论及西医，津津乐道似有推崇之意，更多暴露出对常识的一无所知： 李君萼甫来谈，云前日有吃鸦片烟者4人，上郡请外国包医生诊治，医士谓3人可以用药戒断，唯一人则因病食烟，其脏腑受毒不浅，必须解剖。初犹为难，经包医士许以保险始允。即引此人入内室，用药膏贴其额，人即晕去入死，乃剥去衣服，先用药水抹其腹皮，出利刃剖开胸腹，将肝肺脏腑一概取出洗涤，肺肝为烟汁所熏已成墨色，肝内有肉球一块，即割下弃去。然后将肝脏等一一纳入腹中位置完密，始用线纫合腹皮，再用药水抹上，命人抬此人出外，始将药膏揭去，而其人已蹶然醒矣。3人问之，曰：尔有所苦否？彼应之曰：吾方得甘寝一向晌，何苦之有。噫！观于此而后之西医之术，洵可继中国华元化（佗）遗踪者，以视仅日之仅读《汤头歌》、《药性赋》，悬壶糊口者流，则更判若天渊矣。（俞雄选编《张日记》） 按学者李世众《晚清士绅与地方政治——以温州为中心的考察》的研究, 张（1860—1942），字震轩，1880年入邑庠，为县学诸生，终生以教书为业，是典型的传统学人。包医生则指英籍医生包莅茂（W. E. Plummer），在基督教循道公会1897年创立的温州定理医院供职，该院1906年后改名白累德医院。 如果仅将张记载作茶余笑话，恐怕坐失观察晚清文人知识结构的机会。作为1860年代出生者，张与旅美百人团幼童同龄。容闳带出的这批少年，到了1880年代，先后在美国大学注册者已有60余人，其知识结构与现代化直接相连。地处东隅的秀才，知识结构依旧，但开胸破腹和洗涤脏腑，对其脑海的冲击，也仅仅激起对华佗式神医的敬仰和对江湖郎中的谴责而已。 当然，也不乏放弃偏见，放下身段，亲近西学的传统本土学人。就上海而言，19世纪中叶的学人王韬就在日记中，详细罗列阅读西学的风气首先在墨海书馆朋友圈内形成。传统文人一贯坚守良医良相情怀，文人阅读医书是消遣爱好与社交话题。1851年，首部西洋解剖生理教科书《全体新论》由合信译出后，西方学院派解剖知识，开始进入文人视野，王氏朋友竞相阅读。 《王韬日记》录，“海防署内阍胡雅堂来，购泰西医书数种去”，且相互转达，“若有泰西奇闻异书，可投其所好” （1858年9月14日）。又“西医合信将行，以书数种相赠......合君精于医理，为人浑厚朴诚，亦泰西医士中之佼佼者。所著有《博物新编》、《全体新论》、《西医略论》、《妇婴新说》、《内科新说》五种，笔墨简洁，讲论精核，真传作也”。（1858年11月13-14日） 王韬读书比较诚实，自知西学功底浅薄，数理内容过于深奥，颂之不易理解。“《几何原本》八卷，系伟烈君与壬叔所译……夜挑灯将此书略展阅一过。因忆昔年郁君泰峰，曾垂问西人天算各书，何不举以赠之？……予在西馆十年矣，于格致之学，略有所闻，有终身不能明者：一为历算，其心最细密，予心粗气浮，必不能入；一为西国语言文字，随学随忘，心所不喜，且以舌音不强，不能骤变，字则更难剖别矣”（1858年12月22日）。 有了自知之明，文人读书心得，就多了几分价值，比如王韬的医学判断，还是切入关键。“饭罢，偶阅小异所译《内科新说》，下卷为西药草本，而间杂中药在其中。西药性味，予所未晓，而其所用中药治诸病处，恐不甚效。予谓西人于脏腑节窍，固属剖析精详，惟治华人内症必不验，因纯以霸术故也。盖不独饮食嗜欲之不同，秉体强弱之有异矣。”（1859年3月30日） 西医东渐是清代西学东渐的先声。洪若翰等传教士靠金鸡纳缓解康熙疟疾后，满文《解体全录必得》成为向皇上讲述解剖学的底本。1850年代起《合信氏医书五种》整体介绍内科、外科、妇科和解剖，加上博济嘉约翰院长翻译的临床医书，傅兰雅《全体须知》、德贞《西医举隅》和《全体通考》等卫生学著作，以及应运而生的医学期刊，如最早的《西医新报》等，西医传播渠道，足够好学者选择。 与此同时，有想法的传统医者也深受刺激与启发，致力于汇通中医西医者时有显现。王清任最早发声，1830年代开始破除礼教束缚，从事尸体观察研究，所著《医林改错》乃中国解剖史重要事件。“余著《医林改错》一书，非治病全书，乃记脏腑之书也”，但孤胆英雄成绩有限。 唐宗海是1889年进士，寓居沪上，旨在博采融会西医常识，辑集《中西汇通医经精义》，虽比《医林改错》高明些，但其笔下见识，远离现代医学严谨要求。比较东洋兰学以降的医学解剖图谱，两相高下立判。客观地评说，虽然医改成绩不佳，还得冠予医学思想家名分。皇权之下敢于冲破千年思想牢笼，就是最值得称道的创新举动，也是弥补2000年医学思维固步停顿的突破口。 有趣的是，北方医改缓慢，南方却出现一波率先掌握西方解剖的文人，而他们并非出自医学领域，一直没有获得医学史研究的关注。1835年,伯驾的广州新豆栏眼科医局，邀请本地画师关乔昌，从事病理医案记录。流传欧美的大量画作证实，当年岭南画师运用西画技巧，掌握解剖常识，水准超越中原医者。人体解剖的形态构造，对于医疗诊治和绘画雕塑，同等重要。 从试图汇通，到热衷结合，游走中医西医两界至今大有其人。一个世纪的探索表明，基于文化情怀的医术结合与事无补。首先直面生活模式的改变，疾病谱系的扩展，才能正视传统医学的局限。晚清的困局是学习障碍，当下的困境是平视科学，没有交集基础的中西医“婚配”，就连局外人王韬，都看出了不妙的前景，“纯以霸术”是诊疗思维的最大禁忌。 （作者为旅美医学博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