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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鉴学派的“内在活力”，根据彼得·伯克的描述，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江湄：年鉴学派的“内在活力”，最主要的是它能敏感地响应世界形势的变化，响应二战后新的社会发展和文化趋势，不断地提出有现实意义的新课题新领域，与战后世界范围内的重大问题——如民主社会的深化与转型、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反思批判、对资本主义的重新考察等，有着密切相关性，扣紧了时代的脉搏。在这个意义上，它努力改变着以往历史学为了追求科学严谨而严重脱离当代社会实践的倾向。在方法上，年鉴学派也紧跟时代步伐，不是追求博学的、个人的天才式工作，而是注重形成学术共同体，组织集群式的研究团队，一般是跨学科的组合，产生规模效应，注重宣传造势，善于利用现代传媒。年鉴学派产生了很多优秀的学术组织者、领导者，极大地改变了人文学科的研究方式，改变了人文学者的生活状态、工作状态。 王献华：以学术史的眼光看，年鉴学派的内在活力确实和世界形势的变化有直接关系。如人们所知，年鉴学派开始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其发扬光大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可以说，年鉴学派是近现代以来大大加速的世界经济文化交往在欧洲史学中产生的重要回应。年鉴学派迄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二战之后的西方话语霸权有一定的关系，但有必要将西方的话语霸权问题和年鉴学派的史学观念加以区分。后者毕竟主要是一种学术话语，应该更多地从学理上进行批评。 高毅：年鉴学派的“内在活力”，根据彼得·伯克的描述，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是“自由意志论”和“决定论”之间的理论紧张。支配第一代的基本上是自由意志论，只是费弗尔比较极端，布洛赫比较温和；第二代转向决定论，即布罗代尔的地理决定论和拉布鲁斯的经济决定论；第三代又回到自由意志论，表现为对多种文化史主题的关注。 二是涂尔干式社会学和拉布拉什人文地理学之间的结构性紧张。前者注重一般性的概括比较，后者注重地区特殊性的研究。第一代试图把两者协调统一起来，但布洛赫偏重涂尔干，费弗尔偏重拉布拉什；第二代布罗代尔追随费弗尔；第三代又试图在两者间寻找平衡，表现为对有助于协调两者关系的人类社会学的重视。 三是始终强调多学科合作，热衷于借鉴包括地理学、人类学、语言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在内的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从而既实现了史学领域的空前扩张，又获得了创新灵感。 至于年鉴学派的内在活力是否和战后西方的话语霸权有关，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年鉴学派很长时期里只是一种法国的史学运动，而且由于法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英国人差异太大，它在英国长期得不到理会，只有一些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欢迎它，引为他们反对政治史传统霸权的盟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