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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894年，天朝上国大清被东亚新强日本打败了，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佑亨给清朝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致了一封劝降书，直陈中国之败乃在“文艺”。大清上下，有没有人听懂伊东佑亨在说什么呢？ 那位在战后奔赴日本签订屈辱条约、为此背负卖国贼骂名的中堂大人李鸿章，其实早就一万个明白，清朝到底因何而败。 早在同治十年（1871年）主持与日本签订《中日修好条规》，李鸿章就已经意识到，大清国的未来威胁是在身边。此后三十载，他无时无刻不告诫朝野上下应警惕日本。但他的未雨绸缪，却都如对牛弹琴。甲午战事开启之前，李鸿章曾有增兵朝鲜计划，却马上被更大的当家者——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翁同龢所否决，更早当北洋海军要求增购新舰时，同样为执掌财政大权的翁氏所不允、不予出钱支持，导致自1888—1894年间，北洋海军未新购一艘新舰，海军舰艇吨位虽号称世界第八，装备技术水平却显著落后于时代。设若及早更新海军装备、及早增兵，中日之战局究竟如何，那就很难说了。 翁同龢等人给李鸿章的战争准备使绊子，莫非有意向日本出卖大清不成？非也。当日本对大清发出战争威胁时，翁同龢的主战论调，一时比谁都高，他的一番反日“爱国”言论也引得了士大夫们的一片喝彩，大清政府也在他的鼓噪下，真的选择与日本开战了。但结果，却全不是他们所能想到。 翁氏的言战主张，初看起来是尚武精神勃发、一心为国家着想，为何却输掉了国家命运？原因就在于托克维尔所说的“文学习惯”、伊东佑亨所称的“文艺”。此君之尚不过是时时站在道德制高点，而于战争筹划及战争之风险，却皆一无所知。 翁氏是道德文章做得花哨但于实务却颟顸无方的典型，这又是晚清官僚士大夫阶层的普遍状态。在国家危难之际，晚清崛起的一批“清流”，一度被时人以为是希望所在，回过头来看，其实正是他们把一个风雨飘零中的帝国进一步送入了不归之境。如翁同龢一样，张之洞也是当时的有名“清流”之一，洁自自好、是个“清官”，那还真是不假，但他也因此自傲，莅官所至，必有兴作，务宏大，不问费多寡，结果所兴“公利”多成“公害”。“清官”不会做事、把好事做成坏事，那比会做事的“赃官”，给国家带来的损失更大。 相比之下，李鸿章则是另外一种类型，高调做事，宁做“真小人”，不做“伪君子”。李氏自称裱糊匠，力图修修补补，通过对一件件具体事务的改进，为大清政权重拾生机。太平天国运动时建立淮军、同光年间力推“自强运动”、万千纷扰之中创建北洋海军，鸿章所行，从不满足于嘴上说说，而是真金白银，看准了就干。实干家的特点是实事求是、务求实效，不满足于高企的理想和蓝图，还善于考虑技术环节，明白哪些须行、哪些可行、所行之事该如何办理、又应达致什么程度。 然而，如李鸿章那样愿做实事、把实事做好的，实在太少了。19世纪下半叶中国所遭遇的，乃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在列强环伺的险境中，如何绝处逢生、力挽狂澜？张之洞所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时影响极为广大，这也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主导群体的普遍认识，那就是中国的“道”仍是世界最好的，只不过“器不如人”。那么，“师夷长技以制人”，把西人的“长技”拿些来就是了，至于“道”，那是不必改变的。于是我们看到了一群袖手谈心性的晚清士大夫形象。（2014年第6期《读书》程亚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