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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贪倡廉,还是应该建立有长效机制的制度保障。古人在这方面做得并不成功 解放周末:从地方志看历史上的官场体制,您认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王家范:中国古代的官制,呈倒金字塔形,上大下小,县一级的行政设置极为简陋。从秦汉到明清,官制的演变,最大的弊病,历史学家吕思勉曾一针见血说过:治官之官越来越多,而治民之官越来越少。直到明清,县衙门正式有俸禄编制的官吏也不过十来人。事务繁多,又不肯放手让基层自治,这就逼得县府只能大量添设编外人员。以乾隆《吴江县志》为例,我曾经通过其财政收支细则作过统计,发现编外人员有所谓“选役、编役、长役、赋役”四大类,总计竟达10000余人。过去有人拿古代县政府与现在的县政府比较,说古代县政府如何精简,显然这是没有好好通过方志去做具体调查分析,不了解真实情况的错误结论。 地方官府既要完成特定向中央交纳财税的任务,维持好社会治安,又不容许挪用国家财税,生出地方债务。因此,官府给予编外人员的生活补贴极微,以致他们只能靠“灰色收入”来夯实生计。造成的现象是,贪官跟这些人里通外合,清官打击吃里扒外的恶行。但再怎么打击,事务究竟是精简不了的,无奈只能不断换人,却不过是故态复萌。因此,不少方志的编者在序言或篇首引言里,屡屡感叹“扶得东来西又倒,何日方能除恶务尽”? 解放周末:如何肃贪倡廉,从旧方志中可以读到什么值得借鉴的经验或教训? 王家范:曾经有人问过我,方志里有没有专设“贪官”一栏?这是不可能有的。但讲述清官事迹,实际已经将贪官作为反衬,这是中国特有的春秋笔法。另外,在卷末“杂闻”或“佚事”里,有时也通过民众受害的一些故事,曲折反映出官吏的贪腐情况。 被康熙帝亲谕“天下廉吏第一”的于成龙,其反贪禁腐的事迹,乾隆以来的苏松府、县志,莫不做突出报道。《松江府志》“名宦传”称于任上“贪墨吏望风解绶(编者注:解下印绶),豪猾迁徙境外,奢侈僭逾者亦皆敛戢(编者注:收敛)。”姚廷遴是亲眼见过于成龙的,在他的日记里曾经提到,被于成龙抓的江南江西两省的贪腐知县官就有20余人,青浦县官也在内。 但在于氏去世十多年后,上海县就又出了一个极恶的贪官陈善。姚氏在康熙32年到35年的日记里,用了不少篇幅记述其贪赃枉法的恶行,称其“贪酷无比,上海百姓不意又遭此恶劫”。 康熙35年,上海各乡遭受严重风灾,灾饥民万人。陈善不仅不加以有效赈济,还严酷逼令百姓限时交足钱粮,动辄施刑。12月初,“有人将陈知县劣迹贴到苏州、松江,府城、省城遍地俱有。”次年5月,民变最终爆发,愤怒的民众拥进(陈县)私宅门外,大骂尽畅,然后一齐涌进他用贪赃买进、大加扩建的花园别墅,放火焚烧。陈氏别墅极尽豪华,金银财宝、书画古董玩器无数,烧至第二天下午,火犹未息。 历史告诉我们,靠清官整治贪官,老百姓当然是拍手叫好,但若是光靠苛察,可以起到威慑作用,使贪腐行为收敛一时,却保不住长久。所以说,肃贪倡廉,还是应该建立有长效机制的制度保障。古人在这方面做得并不成功。我相信今人有更高的智慧,一定会比古人做得更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