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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易逝，读柬忆事，往事历历在目，记忆的碎片不时在脑海中浮现，犹如雨丝风片。这风吹起一道感情的涟漪，这雨化作一片诗化的彩霞，总是难以忘却。这里要记下金冲及先生的点点滴滴，他给世人，更给我留下的挥之不去的深刻印象。 一 去年是复旦历史系64届毕业五十周年，为了那“总是难以忘却”的纪念，我班同学合力撰文，出了一本纪念册，名为《岁月如歌》。 当年6月5日，先生在给我的信中，这样写道： 最近收到历史系64届毕业五十周年纪念册《岁月如歌》，看到那么多同学的回忆文章，我大多都读了，又勾起了对那段岁月的怀念…… 我在“对那段岁月的怀念”这儿停了下来，思维把我带回到半个多世纪前，时间定格在1961年，地点为复旦老教学楼（即现在的第一教学楼）1239教室。 我是1959年进校的，记得我们班级共有九十八人，为复旦历史系史上学生人数招得最多的一届，我想在可以预期的将来，或许仍然不能突破。 1239教室坐得满满当当，先生信步走上讲台，讲授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史自鸦片战争起，鸦片战争自林则徐禁烟始。“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先生在课堂上那斩钉截铁的声音，恍若赵丹在电影《林则徐》中的念白，真情感动了大家。 平时读先生的书与文，感悟到他笔端所流露出来的真情；听他讲的课，更能直接感知他的情感，喜怒哀乐，溢于言表。2015年1月28日，我在电话中又说到了上课的情景，先生回应道：“一个历史学家，应严格恪守求真，更不能歪曲历史。但他决不是一个‘客观主义者’，无论是撰史还是上课，都应该充满感情。” 是的，先生教我们中国近代史，他的“充满感情”，我们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讲龚自珍“九州生气恃风雷”时的豪兴、讲太平天国金田起义时的炽热、讲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的愤怒、讲甲午战败后签订马关条约时的遗恨、讲“武昌起义天下应”时的畅快……这里值得多花些笔墨，记上先生说邹容《革命军》时的真情：“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他动情地接下背诵道：“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仿佛此刻他就是“邹容”，感动得我们全班九十八个人，个个热血沸腾，豪情满怀。 是时，老师正当而立之年，在学生眼里，他是那样英姿勃发，那样风华正茂，这课堂简直成了他“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精神家园。课后，我找来了《革命军》，读了又读，每读一次，都禁不住内心的激动，先生讲授时的真情，感染了我，感染了我们班上的每一个人。那次通话说到这里时，先生又情不自禁地背起了《革命军》。顺便说及，先生当年给我们授课时，虽带着教案，却从不照本宣科，对史事与史料，十分娴熟，了然于胸。 先生重视教书育人，非常关心我们的成长，他一再要求大家要打好基础，强调“三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和基本理论），而那时小环境的宽松，也为我们这一届提供了一段难得的可以用功读书的好时光。我后来虽入行史学史，专注西方史学史的研究工作，但历史学的基本训练，却是得益于先生多多，我的中国通史课的收获，以中国近代史这一段为最丰。 先生这种对学生的关心，一直延续下来，我们64届毕业生都是深有体会的。后来，即使由于工作岗位和任务的变动，他也不疏离教育战线，自1984年开始担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常务副主任后，工作再繁忙，任务再艰巨，也依然不能忘情于下一代史学人才的培养，还兼任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就我所知，他仅在母校母系所带出来的博士研究生就有六名。前几年，每年夏初高校的“答辩季”，我在复旦园都可以看到先生的身影，在文科楼里与他迎面叙谈。 不过，他仍羡慕我这个“教书匠”，为我在这方面的成就点赞。对我主编的六卷本《西方史学通史》及其写作团队，他由衷地在信中写道： 看到你有那么多弟子，既各有侧重的研究点，又能密切合作，成为浑然一体。对教育工作者来说，这是理想的境界，使人羡慕。（2014年6月30日来信） 捧读手书，惘然许久。作为学生的我，取得了一点微小的进步，就获得了老师的百般鼓励与褒扬，真令我这个学无大成的学生无地自容，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对教书育人的矢志不渝和无比热爱。这给我留下了一个难以磨灭的印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