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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中国历史上，到了各朝代的末期，旧王朝行将就木，与此同时，新的社会气象、人文思潮往往也开始萌生。在您看来，晚明大变局与汉末、唐末、清末的变革有何差异？ 樊树志：历史上改朝换代层出不穷，每一个新朝代既有继承也有创新，历史学家更为关注新朝代的创造性成就，比如秦汉是中华帝国的初建，唐是充满活力的世界性帝国，宋是繁荣和创造的黄金时代等等。晚明大变局与此有所不同，它处在中世纪走向近代的转折点上，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前所未有的剧变。当然，不能和晚清的大变局相提并论，因为后者是由帝制走向共和的剧变。 记者：入清后，晚明大变局还在延续吗？发生了哪些变异？ 樊树志：这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研究明史的人和研究清史的人，看法截然不同。我认为明史和清史都有各自的独特性，大可不必抑此扬彼。实事求是地说，在对外开放和解放思想的角度上考察，清朝是大大地倒退了。清初的几十年，为了对付东南沿海和台湾的抗清运动，实施极其严厉的海禁政策，片板不许入海。昔日热闹兴旺的对外贸易无影无踪。康熙二十二年以后形势发生了变化，三藩之乱平定，台湾郑氏集团投降，此后海禁政策一度放松，在广州、漳州、宁波、南京等地设置海关，允许外国商船前来贸易，也允许中国商人可以出海贸易。到了乾隆二十二年，关闭了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外国商船只能在粤海关（广州）一地通商，并且附加许多限制，显然与世界大势格格不入。清朝的康雍乾盛世，色厉内荏，推行文化专制政策，禁止文人结社，发表言论。为了钳制思想，大兴文字狱。康熙时有庄廷鑨“明史狱”，戴名世“南山集狱”，禁止遗老遗少怀念前朝历史。雍正时汪景褀、查嗣庭、钱名世、曾静等，都因文字获罪。乾隆时变本加厉，全国性的文字狱有五十多起。乾隆四十二年的“字贯案”离奇荒唐，因为编者删节了钦定的《康熙字典》，没有为皇帝名字避讳，不但编者遭到严惩，书版、书册销毁，江西巡抚、两江总督等官员也因“失察”而治罪。鲁迅说：“乾隆时代的一定办法，是：凡以文字获罪者，一面拿办，一面就查抄，这并非着重他的家产，乃在查看藏书和另外的文字，如果别有‘狂吠’，便可以一并治罪。因为乾隆的意见，是以为既敢‘狂吠’，必不止一两声，非根治不可。”文人们个个噤若寒蝉，哪里还谈得上思想解放！ “提高”与“普及”可以兼顾 记者：您在书中提出了嘉靖大倭寇的首领及基本成员大部分是中国人，晚明出现了市场经济但不是资本主义萌芽等结论。一些结论在专家学者中是有共识的，但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还很新鲜。《晚明大变局》的读者对象是专家学者还是历史爱好者？您有过预设吗？ 樊树志：人们对于历史的探索永无止境，过去的定论，经过后人的重新研究，被纠正或否定，是常有的事。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关于晚明已经有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定论，最近几十年来中外学者提出许多质疑，有的老先生对于自己以往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著作，做了自我否定。这是历史研究题中应有之义，历史就是在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的。书中关于嘉靖大倭寇的看法，是我的一家之言，也是一部分中外学者的意见。目前历史学界的主流看法，与此大相径庭。假以时日，可能会取得共识。学者个人撰写的著作，一定要有问题意识，要有自己的见解，切忌陈陈相因，人云亦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