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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大变局》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有详细的脚注，力求言必有据，令人信服。在写作时确定的目标是雅俗共赏，既要有学术性，也要有可读性；既要让专业读者认可，也要让非专业读者能够接受，喜闻乐见。我反对孤芳自赏、曲高和寡的风格，不喜欢把历史著作写得面目可憎、令人望而生畏的样子。其实“提高”与“普及”是不矛盾的，是可以兼顾的。随着读者阅读眼光的精进，对文化修养的渴求日益强烈，希望回顾历史来反省当代、展望未来，愈来愈需要提高的普及、普及的提高。这是我的“预设”。 记者：您先前的两部通史著作《国史概要》和《国史十六讲》广受读者欢迎，写作断代史的《晚明大变局》，与之有何差异？ 樊树志：通史写作是宏观书写，断代史写作是微观书写；前者注重博大，后者注重精深。这当然是相对而言的，其实宏观的通史也需要微观的分析，微观的断代史也需要宏观的眼光。两者都需要长期的学问积累，厚积薄发。我所写的《国史概要》《国史十六讲》，完全是由于教学的需要，编写简明的中国通史教材。以往学生对历史教材不太满意，最大的问题是陈旧呆板枯燥乏味。要写一本受人欢迎的教材，必须从受众的需求出发，反映学术界的最新成果，生动活泼，引人入胜。这两本书出版之后，好评如潮，令我深受鼓舞。 《晚明大变局》是我近5年来出版的第5本书，朋友们感到惊讶。其实，这些书是我以细水长流的方式，慢慢写出来的，从不“赶任务”，也不“拼命”。我在《明代文人的命运》的“后记”中说过：“作为‘30’后，到了‘逾七’‘奔八’的年纪，没有了先前课题任务的拘束，读书写作全凭兴趣，率性而为。这样的读书写作生活，其乐无穷，纯粹为了学问而学问，使精神的寄托，思想的抒发，个性的张扬。这种自由驰骋的乐趣，不到这个年龄的人恐怕无法体会，到了这个年龄不再读书写作的人也难以接受。” 光明日报记者 杜羽 (责任编辑：admin) |